余霖

余霖，字师愚，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（公元1724~?）人，安徽桐城人，少年习儒。以后弃儒攻医，乾隆二十九年（公元1764年）其父染疫，由于被当地医生所误治，以致不救，使余霖抱恨不已。此后，则侧重于疫疹的研究。
在其学习中医本草著作时，见书中记载石膏的作用，其性大寒，大清胃热，而味淡而薄，能解肌热，同时体沉而寒，又能泻实热，认为温热之疫非石膏不能治，因此在临床上遂用石膏重剂以试治温疫，并取得满意疗效。在其三十年临证中，重用石膏，创立以石膏为君药的清瘟败毒饮，活人无数。
纪晓岚在其所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一书中，曾记载乾隆癸丑年（公元1793年）京师大疫，很多医生按张景岳的治法治疗无效，并使患者有些因之而死，又以吴又可的方法治疗亦无效。桐乡冯鸿胪之姬人呼吸将绝，桐乡医生投大剂石膏药，使之应手而愈。此医生即余霖先生。后人多踵其法以治疗，活人无数。可见余霖的学术经验绝非空谈，同时也反映余氏在当时还是名噪一时的。
余霖认为疫疹的发病由乎淫热，侵及肺胃，布散十二经所致。从运气学说出发，认为天之六气在发病当年当月，正是火热淫气当令，疫证发于此时，疫邪当属火热。提出“火者疹之根，疹者火之苗”的论断。明确了疫证的病因，并对其治疗法则、处方选药均有很直接的影响。
对于疫疹的病机，余氏接受了吴又可“邪从口鼻而入”的观点。但其认为吴氏所言邪不在胃而传于膜原的看法，“似有语病”。余氏认为，疫邪从口鼻而入，有一日即发者，有迟至四五日仍不透者，各不相同。其发作越迟，热毒之邪越深重。若一日即发者，是因为患者胃本不虚，因而邪气不能入胃，这属于吴又可邪伏膜原者。若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，说明由于胃虚而热毒深入。胃又为十二经之海，上下十二经都朝于胃，邪气既入，势必由胃而敷布于十二经，充斥上下内外。
余氏在论述瘟疫时，十分重视疫疹的诊断。由于疫疹与伤寒在临床表现上确有很多似同而实异之处，若不加以细致的鉴别，则易于混淆而致使诊断失误。例如头痛如劈、头汗尤甚、无腹满之自利、无胁痛耳聋之呕恶、早期发斑等，皆为疫疹特征。
对于疫疹的治疗，余氏创立清瘟败毒饮，方由石膏、黄连、犀角、黄芩、丹皮、栀子、赤芍、连翘、元参、生地、知母、桔梗、竹叶、甘草诸品组成。认为该方为十二经泄火之药，故重用石膏，直入胃经，使其敷布于十二经，退其淫热。佐以诸药泄上焦心肺之火、肝经之火，解散浮游之火，抑阳扶阴，载药上行，和胃解毒。若有斑出，又用大青叶与升麻引毒外透。强调疫疹为病，既不可表，又不可下，更不能妄用温补扶阳，总以祛除无形热毒疫邪为要。
余霖与吴又可时代不同，治温疫病证亦不一。吴氏之温疫属湿热之性，疏利分消为法；而余氏之疫疹则侧重于热毒疫邪，以清热解毒为治。二人对温疫性疾病的辨治，丰富了祖国医学温热病辨治的内容，对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