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之良者，其心必仁，而其术必精，此所以有“仁心仁术”以歌颂者。所谓“仁”，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精神，不计私利，不图虚名，不竞逐荣势，不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学问是务，精益求精，必使工其术，而后可济世拯厄，为病人造福也。
然为良医，岂容易哉。既须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，又须有成千上万的临床实践，始能以病合理，以理合法，对症发药，效如桴鼓也。此所以前哲谆谆教导后人：“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正己者，谓能明理以尽术也”。（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）医而无术，则不足以生人。故孙思邈云：“学者必须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，不得道听途说，而言医道已了，深自误哉。”如今个别医者，不勤求古训，而竞尚时风，按脉则尺不及寸，处方则杂乱无序，一病一方，按图索骥，手册一本，对号如座；见其不愈也，则药愈多而量愈重，即偶尔获痊，亦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若或讲求《内经》，则曰复古；勤读《伤寒》，叱为守旧。数典而忘祖，舍本而逐末。宜乎见热病而畏怯，逢疑难而束手。浑浑噩噩，敷衍塞责，不希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此所以中医道衰，而昧者日众也。
毛主席遗训犹在耳。医学宝库，必须发掘，西医同志，竞相学习。然而人来学你也，须有使人可学之处，则学者有味，兴趣倍增。设或自身，徒暴其丑，令人失望，退而却步。此亦中西结合之一大障碍也。
更有不自检点，动辄唬人，轻病说重，重病说危。药而愈，归功于我；病而死，可不任咎。也有随口便说，此儿为缺钙，此儿为软骨；也有因高热持续不退的，则曰败血症。信口诊断，危言耸听。要知病家最信医生，经此一说，忧急之余，不是妄投药物，就是奔走觅医。既妨碍家长的生产，又影响病儿之安危。有德之医，岂肯若斯乎？孙真人谓：为医之道，“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”，临床诊治，“勿避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”。陈修园亦指出：“若一涉利心，则贫富歧视，同道相攻，伪药欺售，置人命于脑后矣”。凡此均应认真记取。
医之宅心仁者，必德高而术精，而术之精，自非一朝一夕轻易可得，必也勤学苦练，深入造诣，则根深而叶茂，源远而流长。此为理之常也。任何科学，其发展和发达，必自基础始，从而逐渐开拓而至新领域，产生出新东西。中医是一门带有哲理的科学，着重于辩证唯物，古人早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汇成典籍，反复垂训。历代医家，无不从原有基础上来研究汲取而创新立异，但亦不能泥古不化。当然不似有些人说，旧而“无用论”，可以“取消论”。我们说，如果不从基础学起，加以利用，加以研究，而欲其有所突破，不亦难乎？所谓浮空架屋，不能筑成大厦也。换言之，犹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学不深湛，临阵狐疑，生死安危，重任系之，岂医者之所宜草率从事哉？从现代科学而言，核物理的原子弹，镭元素的放射线，推动医学和其它科学的发展。这些事实证明，何莫非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加强而取得成果耶？所以要发展祖国医学，也就必先深入钻研基础理论，既不守旧，又要突破，然后才能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，做一个既有道德、又精通业务技术的良医。诚如吴鞠通氏所言：“天下万事，莫不成于才，莫不统于德；无才固不足以成德，无德以统才，则才为跋扈之才，实足以败，断无可成”。此所以余之日以自勖，并持此以教后学也。愿世之有心之士，其亦共起而赞许者乎！八、医教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”，这是孔子教徒之训辞也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恒心来学习的话，就连做那些九流之一的医生，也是学不成的。
中医传统，传授学生，边带边教，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本经》，四部经典，必须细读；各家学说，分析研究。汲取精华，扬弃糟粕。老师本身，以身作则，擅长本科，尽情授教，旁及其它，亦应指导。服务态度，更为重要，负起责任，悉心治疗。推己及人，以人喻我，自能端正思想，不以草率从事。昔孙思邈祝医者曰，胆欲大而心欲细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则医者之责，庶可尽焉。
所谓胆大，不是无原则的胆大妄为，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，掌握辨证规律和治疗规律。
在比较正确的判断之下，进行适当的大胆措施，达到治愈的目的。是必“析理详明，勿持两可”，“补即补而泻即泻，热斯热而寒斯寒”。对危急病人，进行抢救，不能犹豫，当机立断，大胆用药，是以“抵当承气，时用回春；姜附理中，恒投起死”。
心细，是在大胆前提下，望闻问切，仔细研究，精密观察，慎重考虑，作出治疗方案。既要细心，才可大胆。应该想到患者疾病的进退，生命的出入，委之于医，岂可粗心大意、草菅人命乎！智圆，是随机应变之意。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，不会千篇一律，而是变化很多。要从整体观点作出各种分析，结合到体质强弱，年龄大小，病期久暂，时令季节，疾病兼夹，前后过程；并能在复杂情况下，分清主次，而病变法亦变，更须灵活运用。这就是需要医者“见微知过”，活泼泼地法随机变。所谓知常达变，能神能化。
行方，这是要求医者首先端正思想，方向明确，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。只要我们想病人所想，急病人所急，才能为病人千方百计想出办法，达到治疗要求。即使自己力不能及，亦应对病家说老实话，决不可敷衍塞责，自欺欺人。更应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和名利思想，至于吹牛撒谎，文过饰非，见上奉承，对下傲慢，这些庸俗作风，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，是与人民医生应有的品质所不相容的。
以上几方面，老师恪守，学生遵教，医疗队伍必能兢兢业业，在卫生战线作出成绩，为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奋斗！九、如何对中医下一代传帮带“四害”横行１０余年，中医形成了后继乏人的趋势。如果不加紧培养，再过些年，迨老一辈凋谢殆尽，那时中医不淘汰也自淘汰了。卫生当局，有鉴于斯，三令五申，作出双抢措施。既要抢救老一辈，又要抢救下一代，必使祖国医学绵亘延续，发扬广大，确系英明决策，只要我们急起直追，补牢未晚也。
目前有三支力量的提法，即中医、西医与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。对中医来说，不但理论要学深学透，更重要是临床功夫。在临症实践中，认识，再认识，熟能生巧，学问无穷。
为此，作为老一辈的中医，不能不注意对下一代传、帮、带的问题。如何做好传帮带，愿就此谈个人所识。
传。有一定的选择条件，因材施教，量体裁衣，则不会事倍功半。任何科学，能够学有所获，既要有毅力，又要有灵机，更需端正思想，终身不懈，则很少有不能成功的道理。祖国医学有自己的独特辨证论治理论体系，有阴阳辨证、脏腑辨证、经络辨证、舌脉辨证，进而至于五行辨证和方药辨证等。需谆谆传教，随时随地诱导深入，五年十年，并不为过。
帮。是帮助其不懂到懂，由浅入深。余据数十年医疗经验，再度强调临诊的“九点”：（１）明理。简单地说，把经典著作，各家学说，择其要者，逐步深入，参透其病理、方理、药理、舌脉之理，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，必须扎扎实实，狠下功夫，务使巩固。
（２）识病。医之识病，犹人之识人，非一朝一夕所能洞察。必须在临床上无数次悉心观察、细研，日积月累，逐一地识别各种疾病的规律。明理而不识病，则不切实际，是一位空头理论家。
（３）辨证。临床诊病，先观其“病形”，次察其“病能”，通过其外形的表现，以测其内在的变化。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邪正盛衰、阴阳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。运用四诊作出诊断和治则，是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辩证法。
（４）求因。在辨证要点之下，又必须求其发病的原因。人身的内部与外部、局部与整体之间均能互相影响，病情变化亦相当复杂，在治疗上不能见症治症，不究本质，不探病因，否则会失却主次，药不及病。
（５）立法。“明理”、“识病”是反映医者在医学理论方面的修养程度；而“辨证”、“求因”则属于观察、研究、分析、综合的能力；接下去就应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祛除病痛。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法，既是一个实践问题，又是一个理论问题。中医通过从外到内，见证推理，以常衡变的诊断，从而确定治疗的基本法则，这就是所说的“立法”。
（６）选方。有法必有方，古今方剂都是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总结。但“千方易得，一效难求”。要应用前人的经验理论，通过临床实践加以识别，从中增添新知识，创造新方法。选方并不是执一方以治一病，而是要深究其旨，慎思选用。因人、因时、因地明确辨证，灵活运用，方能曲尽中医之妙。
（７）配伍。中医处方大都是多味药组成，每味药的配合，有其不同意义。药物之间有主次辅佐，或制或引，以发挥它们的综合作用。如果把方中药物从配伍中割裂出来，单味去研究，这种做法是片面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这背离祖国医学的基本原则———整体和辨证的观点。常见处方由于夹杂了不必要的一二味药，往往因牵制而失却效用。相反，运用得当，加一味或减一味，可以对某病变无效为有效。前人笔录，临床实践，确非虚妄。至于补泻同用，寒热互施，更须参透奥旨，才可大胆运用。
（８）适量。药量的重轻，确也重要。病重药轻，则药不及病，延误时机；病轻药重，则药过病所，诛伐无过，反致益疾。一方之药，除有其配伍意义外，用量亦有一定规绳。既要分清其主次，又要适合病情。药证相当，见效可必。因疗效不高而随便递加药量，甚至超过常用极量，这是违反原则的，切须注意。
（９）知变。疾病的发生发展，有常有变。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中，既要知其常，又应达其变。
在治疗上不仅要掌握常法，且需随机应变。所谓“因病知变，因变知治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也确是临床辨证论治中很重要的一环。
上述诸点，如能深入理解，当有一定收获。
带。带的要点，还在于教。教有身教、言教，身教应重于言教。老师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对下一代影响很大，所以应以身作则。病人生死，委之于医，必须对患者有高度的责任心，私字要少，眼光放远，推己及人。在辨证论治过程中，切忌主观片面。
然为良医，岂容易哉。既须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，又须有成千上万的临床实践，始能以病合理，以理合法，对症发药，效如桴鼓也。此所以前哲谆谆教导后人：“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正己者，谓能明理以尽术也”。（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）医而无术，则不足以生人。故孙思邈云：“学者必须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，不得道听途说，而言医道已了，深自误哉。”如今个别医者，不勤求古训，而竞尚时风，按脉则尺不及寸，处方则杂乱无序，一病一方，按图索骥，手册一本，对号如座；见其不愈也，则药愈多而量愈重，即偶尔获痊，亦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若或讲求《内经》，则曰复古；勤读《伤寒》，叱为守旧。数典而忘祖，舍本而逐末。宜乎见热病而畏怯，逢疑难而束手。浑浑噩噩，敷衍塞责，不希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此所以中医道衰，而昧者日众也。
毛主席遗训犹在耳。医学宝库，必须发掘，西医同志，竞相学习。然而人来学你也，须有使人可学之处，则学者有味，兴趣倍增。设或自身，徒暴其丑，令人失望，退而却步。此亦中西结合之一大障碍也。
更有不自检点，动辄唬人，轻病说重，重病说危。药而愈，归功于我；病而死，可不任咎。也有随口便说，此儿为缺钙，此儿为软骨；也有因高热持续不退的，则曰败血症。信口诊断，危言耸听。要知病家最信医生，经此一说，忧急之余，不是妄投药物，就是奔走觅医。既妨碍家长的生产，又影响病儿之安危。有德之医，岂肯若斯乎？孙真人谓：为医之道，“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”，临床诊治，“勿避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”。陈修园亦指出：“若一涉利心，则贫富歧视，同道相攻，伪药欺售，置人命于脑后矣”。凡此均应认真记取。
医之宅心仁者，必德高而术精，而术之精，自非一朝一夕轻易可得，必也勤学苦练，深入造诣，则根深而叶茂，源远而流长。此为理之常也。任何科学，其发展和发达，必自基础始，从而逐渐开拓而至新领域，产生出新东西。中医是一门带有哲理的科学，着重于辩证唯物，古人早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汇成典籍，反复垂训。历代医家，无不从原有基础上来研究汲取而创新立异，但亦不能泥古不化。当然不似有些人说，旧而“无用论”，可以“取消论”。我们说，如果不从基础学起，加以利用，加以研究，而欲其有所突破，不亦难乎？所谓浮空架屋，不能筑成大厦也。换言之，犹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学不深湛，临阵狐疑，生死安危，重任系之，岂医者之所宜草率从事哉？从现代科学而言，核物理的原子弹，镭元素的放射线，推动医学和其它科学的发展。这些事实证明，何莫非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加强而取得成果耶？所以要发展祖国医学，也就必先深入钻研基础理论，既不守旧，又要突破，然后才能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，做一个既有道德、又精通业务技术的良医。诚如吴鞠通氏所言：“天下万事，莫不成于才，莫不统于德；无才固不足以成德，无德以统才，则才为跋扈之才，实足以败，断无可成”。此所以余之日以自勖，并持此以教后学也。愿世之有心之士，其亦共起而赞许者乎！八、医教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”，这是孔子教徒之训辞也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没有恒心来学习的话，就连做那些九流之一的医生，也是学不成的。
中医传统，传授学生，边带边教，《内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本经》，四部经典，必须细读；各家学说，分析研究。汲取精华，扬弃糟粕。老师本身，以身作则，擅长本科，尽情授教，旁及其它，亦应指导。服务态度，更为重要，负起责任，悉心治疗。推己及人，以人喻我，自能端正思想，不以草率从事。昔孙思邈祝医者曰，胆欲大而心欲细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则医者之责，庶可尽焉。
所谓胆大，不是无原则的胆大妄为，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，掌握辨证规律和治疗规律。
在比较正确的判断之下，进行适当的大胆措施，达到治愈的目的。是必“析理详明，勿持两可”，“补即补而泻即泻，热斯热而寒斯寒”。对危急病人，进行抢救，不能犹豫，当机立断，大胆用药，是以“抵当承气，时用回春；姜附理中，恒投起死”。
心细，是在大胆前提下，望闻问切，仔细研究，精密观察，慎重考虑，作出治疗方案。既要细心，才可大胆。应该想到患者疾病的进退，生命的出入，委之于医，岂可粗心大意、草菅人命乎！智圆，是随机应变之意。疾病的发生和发展，不会千篇一律，而是变化很多。要从整体观点作出各种分析，结合到体质强弱，年龄大小，病期久暂，时令季节，疾病兼夹，前后过程；并能在复杂情况下，分清主次，而病变法亦变，更须灵活运用。这就是需要医者“见微知过”，活泼泼地法随机变。所谓知常达变，能神能化。
行方，这是要求医者首先端正思想，方向明确，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。只要我们想病人所想，急病人所急，才能为病人千方百计想出办法，达到治疗要求。即使自己力不能及，亦应对病家说老实话，决不可敷衍塞责，自欺欺人。更应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和名利思想，至于吹牛撒谎，文过饰非，见上奉承，对下傲慢，这些庸俗作风，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，是与人民医生应有的品质所不相容的。
以上几方面，老师恪守，学生遵教，医疗队伍必能兢兢业业，在卫生战线作出成绩，为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奋斗！九、如何对中医下一代传帮带“四害”横行１０余年，中医形成了后继乏人的趋势。如果不加紧培养，再过些年，迨老一辈凋谢殆尽，那时中医不淘汰也自淘汰了。卫生当局，有鉴于斯，三令五申，作出双抢措施。既要抢救老一辈，又要抢救下一代，必使祖国医学绵亘延续，发扬广大，确系英明决策，只要我们急起直追，补牢未晚也。
目前有三支力量的提法，即中医、西医与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。对中医来说，不但理论要学深学透，更重要是临床功夫。在临症实践中，认识，再认识，熟能生巧，学问无穷。
为此，作为老一辈的中医，不能不注意对下一代传、帮、带的问题。如何做好传帮带，愿就此谈个人所识。
传。有一定的选择条件，因材施教，量体裁衣，则不会事倍功半。任何科学，能够学有所获，既要有毅力，又要有灵机，更需端正思想，终身不懈，则很少有不能成功的道理。祖国医学有自己的独特辨证论治理论体系，有阴阳辨证、脏腑辨证、经络辨证、舌脉辨证，进而至于五行辨证和方药辨证等。需谆谆传教，随时随地诱导深入，五年十年，并不为过。
帮。是帮助其不懂到懂，由浅入深。余据数十年医疗经验，再度强调临诊的“九点”：（１）明理。简单地说，把经典著作，各家学说，择其要者，逐步深入，参透其病理、方理、药理、舌脉之理，这是至关重要的基础理论，必须扎扎实实，狠下功夫，务使巩固。
（２）识病。医之识病，犹人之识人，非一朝一夕所能洞察。必须在临床上无数次悉心观察、细研，日积月累，逐一地识别各种疾病的规律。明理而不识病，则不切实际，是一位空头理论家。
（３）辨证。临床诊病，先观其“病形”，次察其“病能”，通过其外形的表现，以测其内在的变化。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邪正盛衰、阴阳消长相互转化的过程。运用四诊作出诊断和治则，是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辩证法。
（４）求因。在辨证要点之下，又必须求其发病的原因。人身的内部与外部、局部与整体之间均能互相影响，病情变化亦相当复杂，在治疗上不能见症治症，不究本质，不探病因，否则会失却主次，药不及病。
（５）立法。“明理”、“识病”是反映医者在医学理论方面的修养程度；而“辨证”、“求因”则属于观察、研究、分析、综合的能力；接下去就应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祛除病痛。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法，既是一个实践问题，又是一个理论问题。中医通过从外到内，见证推理，以常衡变的诊断，从而确定治疗的基本法则，这就是所说的“立法”。
（６）选方。有法必有方，古今方剂都是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的总结。但“千方易得，一效难求”。要应用前人的经验理论，通过临床实践加以识别，从中增添新知识，创造新方法。选方并不是执一方以治一病，而是要深究其旨，慎思选用。因人、因时、因地明确辨证，灵活运用，方能曲尽中医之妙。
（７）配伍。中医处方大都是多味药组成，每味药的配合，有其不同意义。药物之间有主次辅佐，或制或引，以发挥它们的综合作用。如果把方中药物从配伍中割裂出来，单味去研究，这种做法是片面的，甚至是错误的。这背离祖国医学的基本原则———整体和辨证的观点。常见处方由于夹杂了不必要的一二味药，往往因牵制而失却效用。相反，运用得当，加一味或减一味，可以对某病变无效为有效。前人笔录，临床实践，确非虚妄。至于补泻同用，寒热互施，更须参透奥旨，才可大胆运用。
（８）适量。药量的重轻，确也重要。病重药轻，则药不及病，延误时机；病轻药重，则药过病所，诛伐无过，反致益疾。一方之药，除有其配伍意义外，用量亦有一定规绳。既要分清其主次，又要适合病情。药证相当，见效可必。因疗效不高而随便递加药量，甚至超过常用极量，这是违反原则的，切须注意。
（９）知变。疾病的发生发展，有常有变。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中，既要知其常，又应达其变。
在治疗上不仅要掌握常法，且需随机应变。所谓“因病知变，因变知治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也确是临床辨证论治中很重要的一环。
上述诸点，如能深入理解，当有一定收获。
带。带的要点，还在于教。教有身教、言教，身教应重于言教。老师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对下一代影响很大，所以应以身作则。病人生死，委之于医，必须对患者有高度的责任心，私字要少，眼光放远，推己及人。在辨证论治过程中，切忌主观片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