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在中医内科临床上，不少医生喜欢运用补法，一是因为补药为病者所喜吃；二是因为补法为医者所喜用。当补则补，补之恰当，通过补法补药使病家恢复了健康，这是符合中医“虚则补之”的原则的。但是也常常碰到某些病家吃了补养药，不但对身体无益，而且感到不舒服，甚至使病情加重，这种情况叫做误补，误补大致有这样两种：
（一）不当补而补不是虚证而用补药，或虚人邪浊尚盛不能运用补法而补之，均属不当补而补的范围，会引起种种不良后果。具体地讲，有如下几种情况：
１．“大实见虚候”：病属实证而出现某些虚证的症状，误认为虚证而用补法。临床上有些热性病，积热在中，脉象反而细涩，神昏体倦，甚则憎寒振栗，欲盖衣被，很像虚寒证，但同时伴有唇焦口燥，便秘溺赤等候，这与真虚是有根本区别的。此病本应用白虎承气清热通下之剂，若误投补益之剂，药用人参、附子等品，犹似火上添油，为害不浅。
２．体虚受邪：病者平日体质素弱，又感外邪，邪势方盛，高烧不退。本当应先清解（或疏解）
祛邪，然后再行补虚，若医者不分轻重缓急，不别标本先后，用参芪骤然补之，结果事与愿违，“闭门留寇，助长病邪”，致使热象更高，胸腹闷满，大便闭结，神烦不安，甚则昏狂谵语，病症更重。
３．痰湿素重：痰湿之生，常由肺脾气虚引起，但痰湿均为浊邪，往往有碍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活动。痰湿壅盛，充斥体内，可以出现各种症状：咳嗽痰多、喘急胸闷、精神疲倦、头晕目花。有些精神病，中医认为是痰浊阻滞（痰蒙心包）引起的。痰浊为病虽然是肺虚脾虚产生的，但治疗此病，亦不能骤用补法补药，必须先化痰逐湿以祛邪，然后再用补法，以防止痰湿再生。若补之太早，非但不能复正，反而使痰湿胶结不化，日久难愈。
上面三种情况，前一种是属于不虚而补，后两种是属于虚不受补。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是虚不受补的，例如肾阳虚损及脾阳虚的病者，伴有局部或全身浮肿的，亦不能一开始就用补法补药，若误投补药，则会越补病情越重。
（二）补之不当前人认为运用补法补药，应当“分气血、辨寒热、知开阖、分缓急、别脏腑”。如果气血不分，寒热不辨，主次不明，五脏不别，乱补一通，或者重虚轻补，轻虚重补，诸如此类，补之不当，即使补了，对病情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补之不当临床上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况：
１．气血不分：气虚补血，血虚补气，阴虚补阳，阳虚补阴，都是属于气血不分。气虚补血，血虚补气，这同补血药中加一些补气药，补气药中加一些补血药是根本不同的。阴虚补阳，阳虚补阴，这同阴中求阳，阳中求阴也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气为血帅，血为气母，阴阳互根，气与血，阴与阳，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，是不能截然分开的，但是又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。
气虚有气虚的症状，血虚有血虚的特点，气虚补气，血虚补血，都各有侧重的一面。以阳虚为例，如临床有些心脏病之属于阳虚者，其阴必偏盛，所以常出现心慌气短，大汗，甚则四肢厥冷，舌质淡，苔薄白，脉象虚大或有结代等症。此时心阳式微，欲有阳亡厥脱之变，理当重用参、附、桂、姜等药，以益气回阳为急，若不补其阳而误补其阴，就会导致阴之过甚，而“重竭其阳”，使阳虚加重。临床亦常遇见一些心脏病患者表现为阴虚的，阴虚者阳必偏盛。因此出现的症状与上面阳虚者不同，而见心悸烦乱，面赤颧红，口燥舌绛，脉象细数等症，此乃心阴为火所灼，水火失于既济，真阴枯竭在即，理当重用生地、丹参、麦冬、丹皮、芍药、生牡蛎、龟板、地骨皮等品滋阴潜阳，凉营除烦为急，若不补其阴而误补其阳，岂不等于火上添油，必然使阳气更旺，阴虚更甚，越补病情越重。
另外，气虚补气，用四君子汤主之，还必须了解《内经》上讲的“少火生气”的道理，在补气药中辅佐一些助火之品。如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炙甘草等补气药中，加入少量的肉桂、姜、附等，这对气虚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否认气虚补气在治疗上的应有作用，但临床确实也常碰到一些慢性疾患，如老年慢性支气管哮喘并发肺气肿的病人，长期呼吸困难，喘咳不已，由于肺气耗散过极，形体日瘦，卧床不起，久则母病及子，影响肾气亏虚，命门火衰，无权温煦摄纳。此时，单用补气定喘药是无效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常在补气定喘药物中（即人参、黄芪、五味子、冬虫草、沉香、苏子、杏仁、紫石英……），加少量肉桂、附子温肾之品，往往收到良好效果。无数临床实践证明，应用这种方法，能使病情迅速缓解，个别患者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，服药三、五剂后，呼吸困难与喘咳即明显减轻，畏寒怕风汗出等症亦很快消除，精神逐渐转佳，食欲随之增多，所以“少火生气”之法，如能运用得当，依据临床验证，确有实践意义。其它如慢性脾虚泄泻、重症肌无力等病，同样可用此法治疗而获得较好效果。但事物往往总是一分为二的。根据“气有余便是火”与“壮火食气”的理论，我个人认为，补火一法，也不宜久用。原因何在呢？因过盛之火，亦可使人体气血阴阳失去调节与平衡而发生其它病变。所以，如果在补气中加入大量肉桂、附子、干姜等温热药，有余之火非但不能达到生气的目的，反过来还会伤气。
为此，在采用此法时，必须掌握病机，用药合乎法度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，不然亦会产生相反的作用。
再说，血虚补血，用四物汤主之，又要弄清病者是血热还是血寒。若是血热，应在四物汤中加丹皮、黄芩，兼清其热；若是血寒，则应在四物汤中加肉桂、干姜，温经养血以和之。此外，血虚补血，根据“气为血帅”之说，是不是一定要在补血药中加补气药才能取效？这个问题，要看临床病情轻重而定。若为一般性的血虚，单用补血药亦能奏效。如果失血过多，导致严重贫血，例如再生障碍性贫血或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病症，临床出现面色白光白，心悸乏力，衄血或经血量多不止，头晕眼花等，长期服用补血药而效果不显者，此时，必须在用大量滋阴养血药中（即当归、熟地、阿胶、白芍、龟板、鳖甲、牡蛎……）加入人参、黄芪、白术等补气之品，其疗效确实显著。其中的药物作用，归纳起来有三：一是助生化之源；二能使血液再生；三补气可以摄血。所以，“气为血帅”证之于临床实践，确有其科学性。
以上所述，说明气血不分，寒热不辨，阴阳不别，补之不当，不但不能补其正气，而且还会使阴阳失调加剧，损害正常机能，使病情恶化。所以运用补法，一定要强调辨证施治，辨明气血、阴阳的盛衰，气血不能混淆，阴阳不能颠倒，对证下药，才能收到良好的疗效。
２．不知开阖：“阖”是指补法，“开“是指泻法。补法主要用于虚证，泻法主要用于实证。《内经》上说：“实则泻之，虚则补之”。《难经》上说：“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”。补法与泻法是中医治疗上的两个重要方法。古人强调“知开阖”，其意就是要知道补与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把补与泻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做到补中有泻，就是在扶正之中兼以祛邪。因而前人在运用补药时，根据证情常常加入一两味泻药，以防补之太过而造成其它病变。例如，在参芪中加陈皮以开之，四君子汤入茯苓以泻之，六味地黄丸中用泽泻、茯苓、丹皮以导之清之。又如枳术丸消补并行，人参白虎汤清补兼顾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取补泻结合之意。可是，有时医者运用补法时，不了解“开阖”的这种辩证关系，只补不泻，益气则壅滞，养血则滋腻，致使增加了脾胃的负担，损害了脾胃的功能。“胃气一败，百药难施。”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，中医在整个治病过程中，不管治什么病，首先要考虑胃气之有无，如果患者虽病重而能进饮食，说明胃气未败，尚有生机。反之，水饮难入，病情虽轻，都预后不良。所以古人把胃气有无，看作病情转归及预后好坏的依据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在临床错综复杂的病变中，提出用药要“知开阖”也是极其科学的。举例来说，中医认为胃下垂是中气不足，治当补中益气。但是这种人往往不能多进饮食，食则脘腹胀满难忍。下垂重者，少腹胀大，气水内停，按之辘辘作响，叩之咚咚有声，形体日瘦，大便难下。所以在治疗时必须采用升降结合之法。若一意补中升阳，常使胃气壅滞，病情加重。对此病治疗，应根据下垂的不同程度和症情轻重，在补中益气汤中加通降之品，如枳壳、槟榔之类，胀甚者再加消导理气之鸡内金、香橼皮等药，其效果要比单纯用补中益气为好。升降结合法以治胃下垂，就是根据前人“胃主通降，以通为补”之说而来，从方药组成来分析，实含有“开阖”之意。
３．不知缓急：在复杂的证候中，存在着本末主次、轻重缓急的病情，应注意区分。例如，阴虚发热的病人忽然喉头肿痛，水浆难下。这时，慢性的阴虚发热为本，喉头肿痛是标。如喉头肿痛严重有窒息之危，成为主要矛盾，就应该首先治疗喉痛，这是“急则治标”。如果喉头肿痛已除，而阴虚发热未除，就应治疗阴虚，此即“缓则治本”。若不知缓急，不分先后，不抓主要矛盾，是不会有好的疗效的。不问病情轻重，重虚轻补，轻虚重补，同样也不会有好的疗效。病重轻补，药力不足，达不到扶正祛邪的目的；病轻重补，补之太过，病人不能耐受，亦会发生其它的变证。所以运用补法时，一定要认真地分清主次、本末、轻重、缓急。一般而言，对正气虚的危重病人，如心衰厥脱病人，脉微欲绝，大汗淋漓，应着重峻补，急用四逆汤合生脉散以益气回阳救脱；对元气虽虚，但病邪未尽，不任重补的病者或病后体质较虚的患者，应以缓补。如温热病后期，低烧不退，津气已伤，余热未撤，当用竹叶石膏汤以清热养胃、生津止渴；若病后体质较弱而又心脾两虚者，当用归脾汤以补脾养心；对体质素虚，大寒大热之象不明显者，可服丸药以平补，或用谷果畜菜等营养品进行食补。
４．不辨脏腑：主要表现是运用补药缺乏针对性，既不详问病灶发生在何脏何腑，也不细究药物归经，这样盲目用补，目的性不强，其结果必然不好。董氏根据数十年的临证经验指出，临床诊治病人要做到这样两点：其一是要掌握患者的病变发生于何脏何腑，是怎样形成的，用什么方法去治疗，像《难经》上讲的“损其肺者，益其气；损其心者，调其营卫；损其脾者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温；损其肝者，缓其中；损其肾者，益其精。”其二是要掌握中药的归经，要熟知某种药物对某脏某腑的病变有主要的治疗作用。药物归经不同，治疗作用也不一样，例如同是补药，有的补肾，有的补脾；同为清火药，有的能清肝火，有的则能清胃火，有的能清三焦之火。所以临床运用补法补药，首先必须区别病变发生于何脏何腑何经何络，然后再按照药物的归经，选用相应的补药进行治疗，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（一）不当补而补不是虚证而用补药，或虚人邪浊尚盛不能运用补法而补之，均属不当补而补的范围，会引起种种不良后果。具体地讲，有如下几种情况：
１．“大实见虚候”：病属实证而出现某些虚证的症状，误认为虚证而用补法。临床上有些热性病，积热在中，脉象反而细涩，神昏体倦，甚则憎寒振栗，欲盖衣被，很像虚寒证，但同时伴有唇焦口燥，便秘溺赤等候，这与真虚是有根本区别的。此病本应用白虎承气清热通下之剂，若误投补益之剂，药用人参、附子等品，犹似火上添油，为害不浅。
２．体虚受邪：病者平日体质素弱，又感外邪，邪势方盛，高烧不退。本当应先清解（或疏解）
祛邪，然后再行补虚，若医者不分轻重缓急，不别标本先后，用参芪骤然补之，结果事与愿违，“闭门留寇，助长病邪”，致使热象更高，胸腹闷满，大便闭结，神烦不安，甚则昏狂谵语，病症更重。
３．痰湿素重：痰湿之生，常由肺脾气虚引起，但痰湿均为浊邪，往往有碍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活动。痰湿壅盛，充斥体内，可以出现各种症状：咳嗽痰多、喘急胸闷、精神疲倦、头晕目花。有些精神病，中医认为是痰浊阻滞（痰蒙心包）引起的。痰浊为病虽然是肺虚脾虚产生的，但治疗此病，亦不能骤用补法补药，必须先化痰逐湿以祛邪，然后再用补法，以防止痰湿再生。若补之太早，非但不能复正，反而使痰湿胶结不化，日久难愈。
上面三种情况，前一种是属于不虚而补，后两种是属于虚不受补。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是虚不受补的，例如肾阳虚损及脾阳虚的病者，伴有局部或全身浮肿的，亦不能一开始就用补法补药，若误投补药，则会越补病情越重。
（二）补之不当前人认为运用补法补药，应当“分气血、辨寒热、知开阖、分缓急、别脏腑”。如果气血不分，寒热不辨，主次不明，五脏不别，乱补一通，或者重虚轻补，轻虚重补，诸如此类，补之不当，即使补了，对病情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补之不当临床上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况：
１．气血不分：气虚补血，血虚补气，阴虚补阳，阳虚补阴，都是属于气血不分。气虚补血，血虚补气，这同补血药中加一些补气药，补气药中加一些补血药是根本不同的。阴虚补阳，阳虚补阴，这同阴中求阳，阳中求阴也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气为血帅，血为气母，阴阳互根，气与血，阴与阳，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，是不能截然分开的，但是又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。
气虚有气虚的症状，血虚有血虚的特点，气虚补气，血虚补血，都各有侧重的一面。以阳虚为例，如临床有些心脏病之属于阳虚者，其阴必偏盛，所以常出现心慌气短，大汗，甚则四肢厥冷，舌质淡，苔薄白，脉象虚大或有结代等症。此时心阳式微，欲有阳亡厥脱之变，理当重用参、附、桂、姜等药，以益气回阳为急，若不补其阳而误补其阴，就会导致阴之过甚，而“重竭其阳”，使阳虚加重。临床亦常遇见一些心脏病患者表现为阴虚的，阴虚者阳必偏盛。因此出现的症状与上面阳虚者不同，而见心悸烦乱，面赤颧红，口燥舌绛，脉象细数等症，此乃心阴为火所灼，水火失于既济，真阴枯竭在即，理当重用生地、丹参、麦冬、丹皮、芍药、生牡蛎、龟板、地骨皮等品滋阴潜阳，凉营除烦为急，若不补其阴而误补其阳，岂不等于火上添油，必然使阳气更旺，阴虚更甚，越补病情越重。
另外，气虚补气，用四君子汤主之，还必须了解《内经》上讲的“少火生气”的道理，在补气药中辅佐一些助火之品。如在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炙甘草等补气药中，加入少量的肉桂、姜、附等，这对气虚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否认气虚补气在治疗上的应有作用，但临床确实也常碰到一些慢性疾患，如老年慢性支气管哮喘并发肺气肿的病人，长期呼吸困难，喘咳不已，由于肺气耗散过极，形体日瘦，卧床不起，久则母病及子，影响肾气亏虚，命门火衰，无权温煦摄纳。此时，单用补气定喘药是无效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常在补气定喘药物中（即人参、黄芪、五味子、冬虫草、沉香、苏子、杏仁、紫石英……），加少量肉桂、附子温肾之品，往往收到良好效果。无数临床实践证明，应用这种方法，能使病情迅速缓解，个别患者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，服药三、五剂后，呼吸困难与喘咳即明显减轻，畏寒怕风汗出等症亦很快消除，精神逐渐转佳，食欲随之增多，所以“少火生气”之法，如能运用得当，依据临床验证，确有实践意义。其它如慢性脾虚泄泻、重症肌无力等病，同样可用此法治疗而获得较好效果。但事物往往总是一分为二的。根据“气有余便是火”与“壮火食气”的理论，我个人认为，补火一法，也不宜久用。原因何在呢？因过盛之火，亦可使人体气血阴阳失去调节与平衡而发生其它病变。所以，如果在补气中加入大量肉桂、附子、干姜等温热药，有余之火非但不能达到生气的目的，反过来还会伤气。
为此，在采用此法时，必须掌握病机，用药合乎法度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，不然亦会产生相反的作用。
再说，血虚补血，用四物汤主之，又要弄清病者是血热还是血寒。若是血热，应在四物汤中加丹皮、黄芩，兼清其热；若是血寒，则应在四物汤中加肉桂、干姜，温经养血以和之。此外，血虚补血，根据“气为血帅”之说，是不是一定要在补血药中加补气药才能取效？这个问题，要看临床病情轻重而定。若为一般性的血虚，单用补血药亦能奏效。如果失血过多，导致严重贫血，例如再生障碍性贫血或妇女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病症，临床出现面色白光白，心悸乏力，衄血或经血量多不止，头晕眼花等，长期服用补血药而效果不显者，此时，必须在用大量滋阴养血药中（即当归、熟地、阿胶、白芍、龟板、鳖甲、牡蛎……）加入人参、黄芪、白术等补气之品，其疗效确实显著。其中的药物作用，归纳起来有三：一是助生化之源；二能使血液再生；三补气可以摄血。所以，“气为血帅”证之于临床实践，确有其科学性。
以上所述，说明气血不分，寒热不辨，阴阳不别，补之不当，不但不能补其正气，而且还会使阴阳失调加剧，损害正常机能，使病情恶化。所以运用补法，一定要强调辨证施治，辨明气血、阴阳的盛衰，气血不能混淆，阴阳不能颠倒，对证下药，才能收到良好的疗效。
２．不知开阖：“阖”是指补法，“开“是指泻法。补法主要用于虚证，泻法主要用于实证。《内经》上说：“实则泻之，虚则补之”。《难经》上说：“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”。补法与泻法是中医治疗上的两个重要方法。古人强调“知开阖”，其意就是要知道补与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把补与泻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做到补中有泻，就是在扶正之中兼以祛邪。因而前人在运用补药时，根据证情常常加入一两味泻药，以防补之太过而造成其它病变。例如，在参芪中加陈皮以开之，四君子汤入茯苓以泻之，六味地黄丸中用泽泻、茯苓、丹皮以导之清之。又如枳术丸消补并行，人参白虎汤清补兼顾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取补泻结合之意。可是，有时医者运用补法时，不了解“开阖”的这种辩证关系，只补不泻，益气则壅滞，养血则滋腻，致使增加了脾胃的负担，损害了脾胃的功能。“胃气一败，百药难施。”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，中医在整个治病过程中，不管治什么病，首先要考虑胃气之有无，如果患者虽病重而能进饮食，说明胃气未败，尚有生机。反之，水饮难入，病情虽轻，都预后不良。所以古人把胃气有无，看作病情转归及预后好坏的依据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在临床错综复杂的病变中，提出用药要“知开阖”也是极其科学的。举例来说，中医认为胃下垂是中气不足，治当补中益气。但是这种人往往不能多进饮食，食则脘腹胀满难忍。下垂重者，少腹胀大，气水内停，按之辘辘作响，叩之咚咚有声，形体日瘦，大便难下。所以在治疗时必须采用升降结合之法。若一意补中升阳，常使胃气壅滞，病情加重。对此病治疗，应根据下垂的不同程度和症情轻重，在补中益气汤中加通降之品，如枳壳、槟榔之类，胀甚者再加消导理气之鸡内金、香橼皮等药，其效果要比单纯用补中益气为好。升降结合法以治胃下垂，就是根据前人“胃主通降，以通为补”之说而来，从方药组成来分析，实含有“开阖”之意。
３．不知缓急：在复杂的证候中，存在着本末主次、轻重缓急的病情，应注意区分。例如，阴虚发热的病人忽然喉头肿痛，水浆难下。这时，慢性的阴虚发热为本，喉头肿痛是标。如喉头肿痛严重有窒息之危，成为主要矛盾，就应该首先治疗喉痛，这是“急则治标”。如果喉头肿痛已除，而阴虚发热未除，就应治疗阴虚，此即“缓则治本”。若不知缓急，不分先后，不抓主要矛盾，是不会有好的疗效的。不问病情轻重，重虚轻补，轻虚重补，同样也不会有好的疗效。病重轻补，药力不足，达不到扶正祛邪的目的；病轻重补，补之太过，病人不能耐受，亦会发生其它的变证。所以运用补法时，一定要认真地分清主次、本末、轻重、缓急。一般而言，对正气虚的危重病人，如心衰厥脱病人，脉微欲绝，大汗淋漓，应着重峻补，急用四逆汤合生脉散以益气回阳救脱；对元气虽虚，但病邪未尽，不任重补的病者或病后体质较虚的患者，应以缓补。如温热病后期，低烧不退，津气已伤，余热未撤，当用竹叶石膏汤以清热养胃、生津止渴；若病后体质较弱而又心脾两虚者，当用归脾汤以补脾养心；对体质素虚，大寒大热之象不明显者，可服丸药以平补，或用谷果畜菜等营养品进行食补。
４．不辨脏腑：主要表现是运用补药缺乏针对性，既不详问病灶发生在何脏何腑，也不细究药物归经，这样盲目用补，目的性不强，其结果必然不好。董氏根据数十年的临证经验指出，临床诊治病人要做到这样两点：其一是要掌握患者的病变发生于何脏何腑，是怎样形成的，用什么方法去治疗，像《难经》上讲的“损其肺者，益其气；损其心者，调其营卫；损其脾者，调其饮食，适其寒温；损其肝者，缓其中；损其肾者，益其精。”其二是要掌握中药的归经，要熟知某种药物对某脏某腑的病变有主要的治疗作用。药物归经不同，治疗作用也不一样，例如同是补药，有的补肾，有的补脾；同为清火药，有的能清肝火，有的则能清胃火，有的能清三焦之火。所以临床运用补法补药，首先必须区别病变发生于何脏何腑何经何络，然后再按照药物的归经，选用相应的补药进行治疗，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