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一）重视学习方法的研究《金匮要略》是一部最早论述杂病证治的专书，它的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，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。但是，由于该书成书于汉代，年代湮远，文辞古奥，对今人来说，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医较难理解。因此，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学好《金匮要略》的重要一环，有鉴于斯，他对怎样帮助中医药人员学好《金匮要略》作了较多的研究。他针对不同的对象撰著了不同的著作，以引导他们学习《金匮要略》。例如：《金匮要略通俗讲话》、《金匮要略新解》是为初学中医，古文基础较差者而编著的；《金匮要略归纳表》、《金匮要略提要便读》提纲挈领，为有一定基础的或西医学习中医人员，在短时期内要求掌握《金匮要略》基本内容而撰写的。除著作外，在论文中有不少是专门论述如何学习《金匮要略》的。如：《湛园医话》中“与初学中医的同志谈谈学习《金匮要略》”，“从《金匮》看如何学习古典医著”等等。强调学习《金匮要略》应该：①概括地了解《金匮要略》基本内容。②搞清《金匮要略》与《伤寒论》的关系。③理解《金匮要略》“治未病”的思想。④掌握《金匮要略》基本的治疗理论与法则。
此外，他还对《金匮要略》的沿革、版本及注本的源流、特点等问题也作了较为细致的归纳。
“读经读注，经注并参”和《金匮》的“沿波讨源”等论文就是介绍这一问题的。文中对历代《金匮要略》注本的特点以及《金匮要略》专注以外散注提出说明（喻昌《医门法律》、徐大椿《兰台轨范》、王晋山《古方选注》、邹润庵《本经疏证》），一方面反映了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之深入，另一方面对中医药人员学习、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确有较大的指导价值。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指导《金匮要略》的学习，继承和发扬《金匮要略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（二）重视研究的实用性《金匮要略》是一部经典著作，怎样研究，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是值得探讨的。古往今来，有些研究古典医著者，脱离实际，以经解经，这对于学术的发展，临床实际并无多大益处。何任教授认为学习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，不应该就《金匮要略》论《金匮要略》，而应该把它同临床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，把研究的结果更好地指导临床实际，因而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。
首先，在选择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的内容方面，他重视《金匮要略》中对临床有指导价值的部分。例如，他总结了《金匮要略》中有关论治的内容，撰写了“《金匮要略》辨证论治法则”一文，提出了《金匮要略》治疗疾病的六大法则。即：①掌握疾病的先后缓急，采取适宜的治疗步骤的原则。②早期诊断，及时治疗的原则。③确定病邪归聚部位，然后用药攻治的原则。④虚者治其虚，实者治其实，补不足损有余的原则。⑤祛邪安正与扶正祛邪的原则。⑥随证治疗的原则。对临床治疗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其次，在临床上广泛地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以临床验证、研究《金匮要略》方剂的实用价值。他认为：“学习《金匮要略》还必须结合医疗实践，要在临床上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实践越多，对《金匮要略》的理论和方药体会越深。”这些内容分别反映在《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》、《何任医案》等著作中。
第三，善于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验案来说明《金匮要略》中学术问题。《金匮要略新解》、《湛园医话·金匮燃犀录》中均附有不少他使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的验案。
第四，研究《金匮要略》学术问题的落脚点也是在临床实际上。《金匮要略》与其它经典著作一样，也存在不少众说纷纭，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，对于这些问题他从不盲目信从，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综合分析，然后作出判断。例如《腹满寒疝宿食病篇》“发则白汗出”一句，《古令医统心脉全书》本“白汗”作“白津”。历代医家对“白汗”、“白津”争论不休，解释也极为复杂。
他认为，临床上剧烈腹痛的病人常会冷汗直流，因而作“冷汗”解释符合临床实际。又如，《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》中，有“……设有医治逆者，却一月，加吐下者，则绝之”一段。对“绝之”二字，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见解，有的作中止妊娠解，有的把“绝”作极端之“极”解。何任认为此“绝”字，当指停止错误医治，改用正确的方法救治解释。这样既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，符合临床实际，又能与这段经文的原意相吻合。再如，《金匮要略》治阴毒的升麻鳖甲汤，有的认为升麻鳖甲汤治阴毒无效，他根据自己青年时期用该方化裁治愈鼠疫，目前又用来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体会，认为本方使用恰当并非无效。其评价是十分中肯的。
（三）注重研究的系统性何任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５０年，先后出版了１１种著作，发表了专门的论文８篇，这是他５０年来孜孜不倦地围绕《金匮要略》辛勤劳动的结果。
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，纵的方面，从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》开始，到《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》为止，凡二十五篇，每一篇从文字校勘、注释、学术论点的阐述，药物与方剂的临床应用都作了系统的研究。横的方面，从《金匮要略》版本的沿革、历代注本与注家的特点、学习方法，到《金匮要略》基本的学术思想，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和方法，都作过系统的整理，深入的阐发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，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治脘腹痛、妇女更年期综合征、子宫肌瘤等，都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，并且从现代科学较高水平研究其机理。这些都说明他对《金匮要略》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基础到临床都作过系统全面、又十分深入的研究。
五、《伤寒论》奥义探微何任在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的同时，对《伤寒论》也颇多阐发。他引用南齐诸澄的一段话，将《伤寒论》概括为“博涉知病，多诊识脉，屡用达药”。
（一）博涉知病他指出“知病的前提在于博涉，博涉才能见病知源”。一般说来，《伤寒论》是辨证论治的典范，也有人说，“《伤寒论》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”（见《浙江中医学院学报》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徐荣斋文……等）。事实确实如此，全部《伤寒论》３９７条，有多数条文是教人辨证和知病的，论中的三阳病、三阴病及其合病、并病（还可以联系到《金匮》的“阳病十八、阴病十八”），都昭示我们要辨识病证，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，辨识病情的传变。这些，就是知病的实际内容。
１．辨识病证辨识病证的大要，在于知六经病，知合病、并病，知伤寒、中风、湿病、温病和风温病，这一切，都是通过辨证以定病的。还有对霍乱病的辨识，对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的辨识。许叔微所摘出的“七十二证”，都是张仲景关于辨识病证之有名有实的。这一系列病和证，部分是继承《内》、《难》加以阐述，部分是根据临床经验把它们总结起来的。以仲景自己的话来说，即“勤求古训”再加上“多闻博识”。虽然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”，但《伤寒论》中的六经见证，不囿于《素问·热论篇》，六经病传，不限于足经；论五种伤寒的脉证，《伤寒论》比《难经·五十八难》大有发挥。在研读《热论篇》感到所举病情日传一经等似多有局限，求之《伤寒论》就显得明朗真实。其关键在于仲景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，辨识病证，巨细毕现。小而至于辨燥屎可下的旁参证，也细致入微地从有关病情上多方推究。（下面所引《伤寒论》条文及号码，均据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《伤寒论讲义》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）如：
（１）以腹满痛胀辨燥屎：“发汗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５６条）。“伤寒吐后，腹胀满者，与调胃承气汤”（２５１条）。“少阴病六七日，腹胀不大便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３２２条）。
（２）以谵语、潮热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谵语，发潮热，脉滑而疾者，小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９条）。
“……不大便五六日，上至十余日，日晡所发潮热，不恶寒，独语如见鬼状……但发热谵语者，大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７条）。“阳明病，谵语，有潮热，反不能食者，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……宜大承气汤下之”（２２０条）。
（３）以懊、烦躁、喘满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下之，心中懊而烦，胃中有燥屎者，可攻”（２４０条）。“病人不大便五六日，绕脐痛，烦躁，发作有时者，此有燥屎，故使不大便也”（２４１条）。“大下后，六七日不大便，烦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此有燥屎也，所以然者，本有宿食故也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４３条）。“病人小便不利，大便乍难乍易，时有微热，喘冒不得卧者，有燥屎也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４４条）。
（４）以发热汗多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发热汗多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５５条）。“阳明病，其人多汗，以津液外出，胃中燥，大便必硬，硬则谵语，小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８条）。
２．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“见病知源”，是知病的重要一环，这就是识病因。在《伤寒论》中，我们经常读到的有：
“病常自汗出者”之因于“卫气不和”（５３、５４条）；“发汗后，恶寒者”之因于“虚”，“不恶寒，但热者”之因于“实”（７０条）；茵陈蒿汤证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证之因于“瘀热在里”（２６３、２３８条）；甘草附子汤证之因于“风湿相搏”（１８０条）；“结胸”之因于“下之太早”（１３４条）及表未解医反下之（１３８条）；以及“病者手足厥冷……小腹满，按之痛者”之因于“冷结在膀胱关元”（３４０条）。
这些审证求因的条文《伤寒论》中亦占不少比例。条文有明指，有暗示，但仔细研究则各具妙谛。另如“结胸”、“脏结”、“虫尤厥”、“热入血室”、“劳复”等特有病，为汉以前古典医籍所未载，或载而未详的，于《伤寒论》则详见之，并且从其所举病因中可以大体上见其脉、证和治法。这是值得珍视的。
关于病位的辨识，仲景知之审，析之细，六经、脏腑、气血、营卫，一以贯之。柯琴曾说：“仲景之六经，是分六区地面，所赅者广，虽以脉以经络，而不专在经络立说，凡风寒湿热，内伤外感，自表及里，有寒有热，或虚或实，无乎不包。”（《伤寒论翼·六经正义》）这是说，伤寒六经的病位有一定的界畔。石芾南阐发更明白，他说：“表里以六经分，明邪所从入之门，经行之径，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。上下以三焦分，以有形之痰、食、水饮、渣滓、瘀血，为邪所搏结，病之所由成也。”（《医源·论张仲景伤寒论》）对病位更有明确发挥。其实，《伤寒论》中早有“胸中”、“心中”、“心下”、“胸胁下”、“胃中”、“腹中”、“小腹”、“少腹”等受病部位的提出，界畔分明，概括上中下三焦，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之一。
３．辨识病的传变《素问·热论篇》有“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……六日厥阴”的提出，仲景存用其意而不拘泥其说，且谓“阳明居中，主土也。万物所归，无所复传。”意味着阳明传三阴是极少数，事实上，三阴反借阳明为出路（即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篇》所谓“中阴溜府”）。太阳篇中有云“二三日者”，有云“八九日者”，甚至有云“过经十余日不解者”。可见伤寒的传经是活法，不是定例。周学海有这样的一段阐述：“伤寒传经，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，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；合病、并病，皆邪气实至其经也。更有邪在此经而兼具彼经之证者，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。……”（见《读医随笔·读伤寒论杂记》）
这段阐述比较明白地将张仲景引而不发之意，扼要揭示，颇足参考。据仲景所述，伤寒之传与不传，主要以正气之强弱、病邪之重轻与是否药误有关。论中最明显的条文是：
“伤寒一日，太阳受之，脉若静者为不传；颇欲吐，若躁烦，脉数急者，为传也。”（４条）
“太阳病三日，发汗不解，蒸蒸发热者，属胃也……”（２５０条）
“伤寒脉弦细，头痛发热者，属少阳。少阳不可发汗，发汗则谵语，此属胃，胃和则愈；胃不和，烦而悸。”（２６０条）
“伤寒，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，发热不渴。服汤已，渴者，此寒去欲解也。……”（４１条）
“太阳病……发热出汗，不恶寒而渴者，此转属阳明也。”（２４６条）
“……服柴胡汤已，渴者，属阳明……”（９９条）
“本太阳病，医反下之，因而腹满时痛者，属太阴也。”（２７９条）
不仅如此，仲景的“知病”，除了辨识病证、病因病机和病的传变以外，还注意到患者的病史及其新病与久病。论中有“喘家”、“汗家”、“衄家”、“亡血家”、“风家”、“淋家”、“疮家”等等明示，可见其知病的深广，观察之细致而精微。
（二）多诊识脉他谈到：《伤寒论》从篇目到条文，对“脉”的重视仅次于病，且其位置在证与治之上，如“辨某某病脉证并治”诸篇，就是明显例证。在条文中，脉证并列的，几占全书１／３。成无己注本卷一还列出“辨脉法”、“平脉法”各一篇，王履《医经溯洄集》虽谓此二篇是王叔和增益，其实晋代去汉未远，叔和的诊法，必多仲景遗意；何况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篇内容精神，与“六经篇”所述脉证基本相符。许叔微曾撰《仲景脉法三十六图》，书虽未见，从其在《百证歌》、《发微论》中一再提到，想是辑录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论脉的专书，对仲景脉学必有发挥。由此可知仲景对脉诊与脉法是有丰富的理论根据与实践体验的。
可以设想，仲景脉学指导着叔和著书立说，叔和《脉经》渊源于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。所以《脉经》中多引仲景语，《伤寒论》论脉自然而然地会有叔和之说参入，因为叔和是《伤寒论》的整理者和编次者。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论》之论脉，是执简以驭繁，到《脉经》则愈分愈细而近于繁琐。徐大椿《医学源流论·脉经论》曾有此说，足证仲景脉学之值得珍视。
仲景脉学之可法可传，由于它来自实践，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执要求因，识见是精切的，略举三点如下。
１．《内经》言三部九候，《伤寒论》则仅言三部，不是九候；所谓“三部”，即人迎、寸口、趺阳，较《内经》直截了当。而三部中又着重诊寸口和趺阳，诊寸口为《伤寒》平脉辨证之关键，贯穿于全部《伤寒论》，随处可见；诊趺阳仲景在《伤寒论·序》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，论中“脾约证”也提到诊趺阳脉（２４９条）。许叔微《伤寒脉证总歌》中有“趺阳胃脉定死生”之句，并说“仲景言趺阳脉者凡十有一”。可见仲景诊法确是临床经验的结晶。李士材治韩茂远伤寒，诊其趺阳大而有力，乃知腹有燥屎，与大承气汤而愈（《医宗必读·卷五》），即是明证。
２．仲景脉法主旨，在于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两篇，叔和的整理符合仲景之意，有功于仲景。成注《伤寒论》首列此两篇，亦能传仲景诊法之真。综《伤寒论》脉诊之要，可为研究仲景脉法的主要参考资料。其中如：
“凡脉浮、大、滑、动、数，此名阳也，沉、弱、涩、弦、微，此名阴也。阴病具阳脉者生，阳病见阴脉者死。”“脉浮为在表，沉为在里，脉数为热，脉迟为寒。”“寸口、关上、尺中三处，大小浮沉迟数同等，虽有寒热不解者，此脉阴阳为和平，虽剧当愈。”“表有病者，脉当浮大；里有病者，脉当沉细。”“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，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，此皆不治决死也……”这些所谓叔和增益的“辨脉法”中某些内容，为我们所习见的，与《伤寒论》六经病的平脉辨证条文基本相符，其他不缕述。
３．平脉以辨证，是识脉的具体实际方法，贯穿于全部《伤寒论》中的极大部分，直接关系辨证论治。
仲景论脉，重在浮、沉、迟、数，而浮、大、动、数、滑、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，则以类相从。浮与数为阳脉，大、滑、动亦为阳；沉为阴脉，涩、弱、弦、微亦为阴。《伤寒论》对这些脉的辨识，是在《素》、《难》的基础上加以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。王冰赞《素问》各篇谓“嵇其言有征，验之事不忒”，我们对仲景的平脉辨证亦有同感。特别在微弱脉与洪大脉间同，别阴阳病机；从结代脉作出审因施治，为《伤寒论》所独到，《素》、《难》中是没有的。
在平脉辨证论治方面，仲景于太阳病用桂、麻的，因其脉之浮缓、浮紧，紧与缓皆阴脉，所以治以辛温；于太阳病用姜、附的，以其脉之微弱、沉微，微与弱皆阴脉，因而治以辛热。于阳明病用膏、黄的，以其脉之浮大、浮长，长与大皆阳脉，所以治用辛凉、苦寒。于三阴病之阴证用姜、附，以其脉之沉细；三阴病之阳证仍用膏、黄，以其脉之浮滑。此中病同脉异治异以及病异脉同治同之分，辨证是关键，识脉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
（三）屡用达药他认为“达，通也，通事理也”。达药，意思是通晓药的性味功效。方之取效，一半在于辨证精确，一半在于熟悉药性；能辨病证而用药不当，非但不效，且多贻害。所以孔子有“丘未达，不敢尝”之诫，说明遣药制剂确实是治病取效的重要一环。
《伤寒论》方，配伍谨严而灵活，一味药不止在这一类方使用，在另一类方通过配伍也可入选，甚至补药可用于泻剂，寒药可用于温剂。加减应用，尤见微妙，特别六经病大方的加药、减药。如治太阳病用桂枝汤，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；喘者，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；下后脉促胸满者，桂枝去芍药汤；微恶寒者，去芍药加附子汤。此外，如小柴胡汤、小青龙汤、真武汤、通脉四逆汤等方，都各有极其妙的加药减药，从这些方中探索仲景的用药法，受到启迪是不少的。然而这仅仅以药为加减，另有桂枝麻黄各半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……等，则是两个方一加一，二合一了。又如若发奔豚者，用桂枝汤加重桂枝用量为桂枝加桂汤；还有，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，却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小建中汤，则是以主药之轻重为加减了。这些，都是方以病为转移，药随证为出入的例子。然而仲景“达药”的精义，还不至此，下面试取桂枝、人参、黄连三药略作探索。
桂枝：仲景于桂枝之用，可以说是“致广大而臻精微”，运用出神入化，药量亦变动灵活。就其药用而言，邹润庵《本经疏注》据仲景用桂枝方中，约有六端：一曰和营（实际是和营卫），举桂枝汤、桂枝麻黄各半汤……等４３方；二曰通阳，举桂枝甘草汤、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……等８方；三曰利水，举苓桂草枣汤、五苓散……等１１方；四曰下气，举桂枝生姜枳实汤、桃仁承气汤……等１２方；五曰行瘀，举桂枝茯苓丸、鳖甲煎丸……等４方；六曰补中，举小建中汤、黄连汤……等５方。并阐述仲景用桂枝于补中“寓义精妙，而功广博”，非参术芪草所补之虚，而是土为木困，因气弱而血滞，因血滞而气愈弱者之虚。把仲景对桂枝的妙用，发掘无遗。至于用量，从一、二、三分到一至六两（见日本吉益东洞《药证》），轻重之差，为其它方所未见，各具至理。
人参：仲景之用人参，不仅得参之性，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。人参功用第一在于补，仲景用以为补的，补脾如理中丸；补胃如大半夏汤、甘草泻心汤；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；补肝如乌梅丸、吴茱萸汤；补心侧重于脉，因脉生于营，营属心，如白虎加人参汤之用于暑病脉虚；四逆加人参汤之用于脉微；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；炙甘草汤之脉结代，各有各的取用。其次在于和：一般都认作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，其实柴芩专解邪，用参乃是和解而调停之。胸痹诸方不用参，而胁下逆抢心则用参；而且小柴胡汤中的加减法，于呕、渴、胁下痞硬不去参。从这些，可以悟得《伤寒》方对参的用法。
然而仲景用参之妙尚不止此，一般痞满忌参，但以参佐旋复姜夏，则参可用于散痞；腹胀忌参，但以参佐朴姜夏，则参可用于消胀；参能实表止汗，有表证者忌之，若汗出后烦渴不解，于甘寒药中尝用它；参能羁邪留饮，咳嗽证忌之，若肺虚而津已伤，于散邪蠲饮剂中也尝用它。这种把参用得如此指挥如意，只有在仲景书中才能见到学到。
黄连：黄连之用，东洞翁《药证》总结仲景方的主治为：“心中烦悸，旁治心下痞，吐下，腹中痛。”并谓“泻心汤证‘心气不足’应据《千金方》作‘心气不定’，不定者，烦悸之谓”，此说更能阐明黄连的主治，与仲景方义吻合，足证东洞翁的善读仲景书，能识仲景用药之妙。仲景用黄连于心、胃、肝、肠有关病证的，如黄连阿胶汤治心；五泻心汤、黄连汤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治胃；乌梅丸治肝；白头翁汤、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。其配伍之法，或配阿胶鸡子黄之濡，或配以大黄、芍药之泄，或配以半夏、栝蒌实之宣，或配以干姜、附子之温，或配以人参、甘草之补。因证制宜，所以能收苦燥之益，而无苦燥之弊。“屡用达药”，于仲景方中最能体验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之成为医学巨著，之所以能“知病”、“识脉”、“达药”者，得力处还在于“博涉”、“多诊”和“屡用”。
此外，他还对《金匮要略》的沿革、版本及注本的源流、特点等问题也作了较为细致的归纳。
“读经读注，经注并参”和《金匮》的“沿波讨源”等论文就是介绍这一问题的。文中对历代《金匮要略》注本的特点以及《金匮要略》专注以外散注提出说明（喻昌《医门法律》、徐大椿《兰台轨范》、王晋山《古方选注》、邹润庵《本经疏证》），一方面反映了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之深入，另一方面对中医药人员学习、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确有较大的指导价值。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指导《金匮要略》的学习，继承和发扬《金匮要略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（二）重视研究的实用性《金匮要略》是一部经典著作，怎样研究，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是值得探讨的。古往今来，有些研究古典医著者，脱离实际，以经解经，这对于学术的发展，临床实际并无多大益处。何任教授认为学习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，不应该就《金匮要略》论《金匮要略》，而应该把它同临床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，把研究的结果更好地指导临床实际，因而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。
首先，在选择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的内容方面，他重视《金匮要略》中对临床有指导价值的部分。例如，他总结了《金匮要略》中有关论治的内容，撰写了“《金匮要略》辨证论治法则”一文，提出了《金匮要略》治疗疾病的六大法则。即：①掌握疾病的先后缓急，采取适宜的治疗步骤的原则。②早期诊断，及时治疗的原则。③确定病邪归聚部位，然后用药攻治的原则。④虚者治其虚，实者治其实，补不足损有余的原则。⑤祛邪安正与扶正祛邪的原则。⑥随证治疗的原则。对临床治疗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其次，在临床上广泛地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以临床验证、研究《金匮要略》方剂的实用价值。他认为：“学习《金匮要略》还必须结合医疗实践，要在临床上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实践越多，对《金匮要略》的理论和方药体会越深。”这些内容分别反映在《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》、《何任医案》等著作中。
第三，善于应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验案来说明《金匮要略》中学术问题。《金匮要略新解》、《湛园医话·金匮燃犀录》中均附有不少他使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的验案。
第四，研究《金匮要略》学术问题的落脚点也是在临床实际上。《金匮要略》与其它经典著作一样，也存在不少众说纷纭，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，对于这些问题他从不盲目信从，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综合分析，然后作出判断。例如《腹满寒疝宿食病篇》“发则白汗出”一句，《古令医统心脉全书》本“白汗”作“白津”。历代医家对“白汗”、“白津”争论不休，解释也极为复杂。
他认为，临床上剧烈腹痛的病人常会冷汗直流，因而作“冷汗”解释符合临床实际。又如，《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》中，有“……设有医治逆者，却一月，加吐下者，则绝之”一段。对“绝之”二字，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见解，有的作中止妊娠解，有的把“绝”作极端之“极”解。何任认为此“绝”字，当指停止错误医治，改用正确的方法救治解释。这样既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，符合临床实际，又能与这段经文的原意相吻合。再如，《金匮要略》治阴毒的升麻鳖甲汤，有的认为升麻鳖甲汤治阴毒无效，他根据自己青年时期用该方化裁治愈鼠疫，目前又用来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体会，认为本方使用恰当并非无效。其评价是十分中肯的。
（三）注重研究的系统性何任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５０年，先后出版了１１种著作，发表了专门的论文８篇，这是他５０年来孜孜不倦地围绕《金匮要略》辛勤劳动的结果。
他研究《金匮要略》，纵的方面，从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》开始，到《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》为止，凡二十五篇，每一篇从文字校勘、注释、学术论点的阐述，药物与方剂的临床应用都作了系统的研究。横的方面，从《金匮要略》版本的沿革、历代注本与注家的特点、学习方法，到《金匮要略》基本的学术思想，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和方法，都作过系统的整理，深入的阐发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，用《金匮要略》方剂，治脘腹痛、妇女更年期综合征、子宫肌瘤等，都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，并且从现代科学较高水平研究其机理。这些都说明他对《金匮要略》从理论到实践，从基础到临床都作过系统全面、又十分深入的研究。
五、《伤寒论》奥义探微何任在研究《金匮要略》的同时，对《伤寒论》也颇多阐发。他引用南齐诸澄的一段话，将《伤寒论》概括为“博涉知病，多诊识脉，屡用达药”。
（一）博涉知病他指出“知病的前提在于博涉，博涉才能见病知源”。一般说来，《伤寒论》是辨证论治的典范，也有人说，“《伤寒论》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”（见《浙江中医学院学报》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徐荣斋文……等）。事实确实如此，全部《伤寒论》３９７条，有多数条文是教人辨证和知病的，论中的三阳病、三阴病及其合病、并病（还可以联系到《金匮》的“阳病十八、阴病十八”），都昭示我们要辨识病证，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，辨识病情的传变。这些，就是知病的实际内容。
１．辨识病证辨识病证的大要，在于知六经病，知合病、并病，知伤寒、中风、湿病、温病和风温病，这一切，都是通过辨证以定病的。还有对霍乱病的辨识，对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的辨识。许叔微所摘出的“七十二证”，都是张仲景关于辨识病证之有名有实的。这一系列病和证，部分是继承《内》、《难》加以阐述，部分是根据临床经验把它们总结起来的。以仲景自己的话来说，即“勤求古训”再加上“多闻博识”。虽然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”，但《伤寒论》中的六经见证，不囿于《素问·热论篇》，六经病传，不限于足经；论五种伤寒的脉证，《伤寒论》比《难经·五十八难》大有发挥。在研读《热论篇》感到所举病情日传一经等似多有局限，求之《伤寒论》就显得明朗真实。其关键在于仲景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，辨识病证，巨细毕现。小而至于辨燥屎可下的旁参证，也细致入微地从有关病情上多方推究。（下面所引《伤寒论》条文及号码，均据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《伤寒论讲义》，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）如：
（１）以腹满痛胀辨燥屎：“发汗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５６条）。“伤寒吐后，腹胀满者，与调胃承气汤”（２５１条）。“少阴病六七日，腹胀不大便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３２２条）。
（２）以谵语、潮热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谵语，发潮热，脉滑而疾者，小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９条）。
“……不大便五六日，上至十余日，日晡所发潮热，不恶寒，独语如见鬼状……但发热谵语者，大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７条）。“阳明病，谵语，有潮热，反不能食者，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……宜大承气汤下之”（２２０条）。
（３）以懊、烦躁、喘满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下之，心中懊而烦，胃中有燥屎者，可攻”（２４０条）。“病人不大便五六日，绕脐痛，烦躁，发作有时者，此有燥屎，故使不大便也”（２４１条）。“大下后，六七日不大便，烦不解，腹满痛者，此有燥屎也，所以然者，本有宿食故也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４３条）。“病人小便不利，大便乍难乍易，时有微热，喘冒不得卧者，有燥屎也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４４条）。
（４）以发热汗多辨燥屎：“阳明病，发热汗多者，急下之，宜大承气汤”（２５５条）。“阳明病，其人多汗，以津液外出，胃中燥，大便必硬，硬则谵语，小承气汤主之”（２１８条）。
２．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“见病知源”，是知病的重要一环，这就是识病因。在《伤寒论》中，我们经常读到的有：
“病常自汗出者”之因于“卫气不和”（５３、５４条）；“发汗后，恶寒者”之因于“虚”，“不恶寒，但热者”之因于“实”（７０条）；茵陈蒿汤证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证之因于“瘀热在里”（２６３、２３８条）；甘草附子汤证之因于“风湿相搏”（１８０条）；“结胸”之因于“下之太早”（１３４条）及表未解医反下之（１３８条）；以及“病者手足厥冷……小腹满，按之痛者”之因于“冷结在膀胱关元”（３４０条）。
这些审证求因的条文《伤寒论》中亦占不少比例。条文有明指，有暗示，但仔细研究则各具妙谛。另如“结胸”、“脏结”、“虫尤厥”、“热入血室”、“劳复”等特有病，为汉以前古典医籍所未载，或载而未详的，于《伤寒论》则详见之，并且从其所举病因中可以大体上见其脉、证和治法。这是值得珍视的。
关于病位的辨识，仲景知之审，析之细，六经、脏腑、气血、营卫，一以贯之。柯琴曾说：“仲景之六经，是分六区地面，所赅者广，虽以脉以经络，而不专在经络立说，凡风寒湿热，内伤外感，自表及里，有寒有热，或虚或实，无乎不包。”（《伤寒论翼·六经正义》）这是说，伤寒六经的病位有一定的界畔。石芾南阐发更明白，他说：“表里以六经分，明邪所从入之门，经行之径，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。上下以三焦分，以有形之痰、食、水饮、渣滓、瘀血，为邪所搏结，病之所由成也。”（《医源·论张仲景伤寒论》）对病位更有明确发挥。其实，《伤寒论》中早有“胸中”、“心中”、“心下”、“胸胁下”、“胃中”、“腹中”、“小腹”、“少腹”等受病部位的提出，界畔分明，概括上中下三焦，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之一。
３．辨识病的传变《素问·热论篇》有“一日太阳，二日阳明……六日厥阴”的提出，仲景存用其意而不拘泥其说，且谓“阳明居中，主土也。万物所归，无所复传。”意味着阳明传三阴是极少数，事实上，三阴反借阳明为出路（即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篇》所谓“中阴溜府”）。太阳篇中有云“二三日者”，有云“八九日者”，甚至有云“过经十余日不解者”。可见伤寒的传经是活法，不是定例。周学海有这样的一段阐述：“伤寒传经，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，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；合病、并病，皆邪气实至其经也。更有邪在此经而兼具彼经之证者，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。……”（见《读医随笔·读伤寒论杂记》）
这段阐述比较明白地将张仲景引而不发之意，扼要揭示，颇足参考。据仲景所述，伤寒之传与不传，主要以正气之强弱、病邪之重轻与是否药误有关。论中最明显的条文是：
“伤寒一日，太阳受之，脉若静者为不传；颇欲吐，若躁烦，脉数急者，为传也。”（４条）
“太阳病三日，发汗不解，蒸蒸发热者，属胃也……”（２５０条）
“伤寒脉弦细，头痛发热者，属少阳。少阳不可发汗，发汗则谵语，此属胃，胃和则愈；胃不和，烦而悸。”（２６０条）
“伤寒，心下有水气，咳而微喘，发热不渴。服汤已，渴者，此寒去欲解也。……”（４１条）
“太阳病……发热出汗，不恶寒而渴者，此转属阳明也。”（２４６条）
“……服柴胡汤已，渴者，属阳明……”（９９条）
“本太阳病，医反下之，因而腹满时痛者，属太阴也。”（２７９条）
不仅如此，仲景的“知病”，除了辨识病证、病因病机和病的传变以外，还注意到患者的病史及其新病与久病。论中有“喘家”、“汗家”、“衄家”、“亡血家”、“风家”、“淋家”、“疮家”等等明示，可见其知病的深广，观察之细致而精微。
（二）多诊识脉他谈到：《伤寒论》从篇目到条文，对“脉”的重视仅次于病，且其位置在证与治之上，如“辨某某病脉证并治”诸篇，就是明显例证。在条文中，脉证并列的，几占全书１／３。成无己注本卷一还列出“辨脉法”、“平脉法”各一篇，王履《医经溯洄集》虽谓此二篇是王叔和增益，其实晋代去汉未远，叔和的诊法，必多仲景遗意；何况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篇内容精神，与“六经篇”所述脉证基本相符。许叔微曾撰《仲景脉法三十六图》，书虽未见，从其在《百证歌》、《发微论》中一再提到，想是辑录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论脉的专书，对仲景脉学必有发挥。由此可知仲景对脉诊与脉法是有丰富的理论根据与实践体验的。
可以设想，仲景脉学指导着叔和著书立说，叔和《脉经》渊源于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》。所以《脉经》中多引仲景语，《伤寒论》论脉自然而然地会有叔和之说参入，因为叔和是《伤寒论》的整理者和编次者。《内》、《难》、《伤寒论》之论脉，是执简以驭繁，到《脉经》则愈分愈细而近于繁琐。徐大椿《医学源流论·脉经论》曾有此说，足证仲景脉学之值得珍视。
仲景脉学之可法可传，由于它来自实践，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执要求因，识见是精切的，略举三点如下。
１．《内经》言三部九候，《伤寒论》则仅言三部，不是九候；所谓“三部”，即人迎、寸口、趺阳，较《内经》直截了当。而三部中又着重诊寸口和趺阳，诊寸口为《伤寒》平脉辨证之关键，贯穿于全部《伤寒论》，随处可见；诊趺阳仲景在《伤寒论·序》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，论中“脾约证”也提到诊趺阳脉（２４９条）。许叔微《伤寒脉证总歌》中有“趺阳胃脉定死生”之句，并说“仲景言趺阳脉者凡十有一”。可见仲景诊法确是临床经验的结晶。李士材治韩茂远伤寒，诊其趺阳大而有力，乃知腹有燥屎，与大承气汤而愈（《医宗必读·卷五》），即是明证。
２．仲景脉法主旨，在于“辨脉”、“平脉”两篇，叔和的整理符合仲景之意，有功于仲景。成注《伤寒论》首列此两篇，亦能传仲景诊法之真。综《伤寒论》脉诊之要，可为研究仲景脉法的主要参考资料。其中如：
“凡脉浮、大、滑、动、数，此名阳也，沉、弱、涩、弦、微，此名阴也。阴病具阳脉者生，阳病见阴脉者死。”“脉浮为在表，沉为在里，脉数为热，脉迟为寒。”“寸口、关上、尺中三处，大小浮沉迟数同等，虽有寒热不解者，此脉阴阳为和平，虽剧当愈。”“表有病者，脉当浮大；里有病者，脉当沉细。”“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，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，此皆不治决死也……”这些所谓叔和增益的“辨脉法”中某些内容，为我们所习见的，与《伤寒论》六经病的平脉辨证条文基本相符，其他不缕述。
３．平脉以辨证，是识脉的具体实际方法，贯穿于全部《伤寒论》中的极大部分，直接关系辨证论治。
仲景论脉，重在浮、沉、迟、数，而浮、大、动、数、滑、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，则以类相从。浮与数为阳脉，大、滑、动亦为阳；沉为阴脉，涩、弱、弦、微亦为阴。《伤寒论》对这些脉的辨识，是在《素》、《难》的基础上加以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。王冰赞《素问》各篇谓“嵇其言有征，验之事不忒”，我们对仲景的平脉辨证亦有同感。特别在微弱脉与洪大脉间同，别阴阳病机；从结代脉作出审因施治，为《伤寒论》所独到，《素》、《难》中是没有的。
在平脉辨证论治方面，仲景于太阳病用桂、麻的，因其脉之浮缓、浮紧，紧与缓皆阴脉，所以治以辛温；于太阳病用姜、附的，以其脉之微弱、沉微，微与弱皆阴脉，因而治以辛热。于阳明病用膏、黄的，以其脉之浮大、浮长，长与大皆阳脉，所以治用辛凉、苦寒。于三阴病之阴证用姜、附，以其脉之沉细；三阴病之阳证仍用膏、黄，以其脉之浮滑。此中病同脉异治异以及病异脉同治同之分，辨证是关键，识脉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
（三）屡用达药他认为“达，通也，通事理也”。达药，意思是通晓药的性味功效。方之取效，一半在于辨证精确，一半在于熟悉药性；能辨病证而用药不当，非但不效，且多贻害。所以孔子有“丘未达，不敢尝”之诫，说明遣药制剂确实是治病取效的重要一环。
《伤寒论》方，配伍谨严而灵活，一味药不止在这一类方使用，在另一类方通过配伍也可入选，甚至补药可用于泻剂，寒药可用于温剂。加减应用，尤见微妙，特别六经病大方的加药、减药。如治太阳病用桂枝汤，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；喘者，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；下后脉促胸满者，桂枝去芍药汤；微恶寒者，去芍药加附子汤。此外，如小柴胡汤、小青龙汤、真武汤、通脉四逆汤等方，都各有极其妙的加药减药，从这些方中探索仲景的用药法，受到启迪是不少的。然而这仅仅以药为加减，另有桂枝麻黄各半汤、桂枝二越婢一汤……等，则是两个方一加一，二合一了。又如若发奔豚者，用桂枝汤加重桂枝用量为桂枝加桂汤；还有，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，却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小建中汤，则是以主药之轻重为加减了。这些，都是方以病为转移，药随证为出入的例子。然而仲景“达药”的精义，还不至此，下面试取桂枝、人参、黄连三药略作探索。
桂枝：仲景于桂枝之用，可以说是“致广大而臻精微”，运用出神入化，药量亦变动灵活。就其药用而言，邹润庵《本经疏注》据仲景用桂枝方中，约有六端：一曰和营（实际是和营卫），举桂枝汤、桂枝麻黄各半汤……等４３方；二曰通阳，举桂枝甘草汤、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……等８方；三曰利水，举苓桂草枣汤、五苓散……等１１方；四曰下气，举桂枝生姜枳实汤、桃仁承气汤……等１２方；五曰行瘀，举桂枝茯苓丸、鳖甲煎丸……等４方；六曰补中，举小建中汤、黄连汤……等５方。并阐述仲景用桂枝于补中“寓义精妙，而功广博”，非参术芪草所补之虚，而是土为木困，因气弱而血滞，因血滞而气愈弱者之虚。把仲景对桂枝的妙用，发掘无遗。至于用量，从一、二、三分到一至六两（见日本吉益东洞《药证》），轻重之差，为其它方所未见，各具至理。
人参：仲景之用人参，不仅得参之性，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。人参功用第一在于补，仲景用以为补的，补脾如理中丸；补胃如大半夏汤、甘草泻心汤；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；补肝如乌梅丸、吴茱萸汤；补心侧重于脉，因脉生于营，营属心，如白虎加人参汤之用于暑病脉虚；四逆加人参汤之用于脉微；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；炙甘草汤之脉结代，各有各的取用。其次在于和：一般都认作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，其实柴芩专解邪，用参乃是和解而调停之。胸痹诸方不用参，而胁下逆抢心则用参；而且小柴胡汤中的加减法，于呕、渴、胁下痞硬不去参。从这些，可以悟得《伤寒》方对参的用法。
然而仲景用参之妙尚不止此，一般痞满忌参，但以参佐旋复姜夏，则参可用于散痞；腹胀忌参，但以参佐朴姜夏，则参可用于消胀；参能实表止汗，有表证者忌之，若汗出后烦渴不解，于甘寒药中尝用它；参能羁邪留饮，咳嗽证忌之，若肺虚而津已伤，于散邪蠲饮剂中也尝用它。这种把参用得如此指挥如意，只有在仲景书中才能见到学到。
黄连：黄连之用，东洞翁《药证》总结仲景方的主治为：“心中烦悸，旁治心下痞，吐下，腹中痛。”并谓“泻心汤证‘心气不足’应据《千金方》作‘心气不定’，不定者，烦悸之谓”，此说更能阐明黄连的主治，与仲景方义吻合，足证东洞翁的善读仲景书，能识仲景用药之妙。仲景用黄连于心、胃、肝、肠有关病证的，如黄连阿胶汤治心；五泻心汤、黄连汤、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治胃；乌梅丸治肝；白头翁汤、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。其配伍之法，或配阿胶鸡子黄之濡，或配以大黄、芍药之泄，或配以半夏、栝蒌实之宣，或配以干姜、附子之温，或配以人参、甘草之补。因证制宜，所以能收苦燥之益，而无苦燥之弊。“屡用达药”，于仲景方中最能体验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之成为医学巨著，之所以能“知病”、“识脉”、“达药”者，得力处还在于“博涉”、“多诊”和“屡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