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匮要略》是祖国医学的古典医籍之一，是古代治疗杂病的典范。它原与《伤寒论》合为一书。全书共为二十五篇，其中第一篇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》相当于全书的总论。从《痉湿喝病脉证治篇》到《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篇》是属于内科范围的疾病。第十八篇《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治篇》则属于外科。第十九篇是将不便归纳的几种疾患，如跌蹶、手指臂肿、转筋、阴狐疝、蛔虫病等合而为一。第二十至二十二篇，是专论妇产科疾患。最后三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。
全书包括四十多种疾病，共载方剂二百零五首（其中四首只载方名而药味未见）。在剂型方面，有汤剂、丸剂、散剂、酒剂、坐药、洗剂以及外敷药等。此外，对于煎药和服药方法，以及药后反应等，都有详细记载。
关于本书疾病分篇问题，大体上是以病机相同、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者为主。例如痉、湿、喝三种疾病，都由外邪为患，在初起时多有恶寒发热的表证，故合为一篇；百合、狐惑、阴阳毒三者的病机，或由热病转归，或由感染病毒，由于性质相近，故合为一篇。如《中风历节病脉证治篇》，因为中风有半身不遂，历节有疼痛遍历关节等症状，两者病势发展善行变数，故古人用“风”字来形容，其病机相仿，故合为一篇。血痹病虽然与感受外邪有关，但其主因则由阳气痹阻，血行不畅所导致；虚劳病是由五劳、七伤、六极引起内脏血气虚弱的疾病，两者病机相似，故合为一篇。《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篇》则是结合病机、病位分篇，因为胸痹、心痛两者皆由于胸阳或胃阳不振，水饮或痰涎停滞于胸次或胃中所致，两者病机与病位都相近，故合为一篇。《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篇》所列举几种病的发病机制都与心肝两脏有关，因为心主血，肝藏血，两脏功能失常，就会引起惊悸、吐血、衄血、下血或瘀血，故将这些病合在一篇论述。消渴、小便不利、淋病，都属肾脏或膀胱的病变，故合为一篇。又如肺痿、肺痈、咳嗽上气三者虽发病机制不同，证候有异，但皆属于肺部病变，故合为一篇。腹满、寒疝、宿食三者虽病因不同，但因发病部位都与胃肠有关，且皆有胀满或疼痛的症状，故合并论述。至于呕吐、哕、下利三者的发病主因和发病机制虽有所不同，但也都属于胃肠病变，故有合并论述的必要。
此外，也有一病成篇者，如疟疾、水气、黄疸、痰饮、奔豚气等；也有因许多疾病不便归类，合并成为一篇者，如《跌蹶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篇》。至于《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篇》则别具一格，主要论述五脏的发病机理和证候。
本书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作为基本论点，认为证候的产生，都是脏腑病理变化的反应。除在《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》对与此有关问题作了原则性的阐述外，这一基本论点，渗透到全书各个病篇中。如《中风历节病脉证治篇》指出内因是中风病的主要致病因素，根据其经络脏腑所产生的病理变化，以在络、在经、入腑、入脏来进行辨证。又如《水气病脉证治篇》，根据内脏病变所出现的证候，有五脏之水的论述。《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篇》还论述五脏中风、中寒，五脏积聚以及五脏死脉等。这都说明了不论伤寒或杂病，都是脏腑病理变化所反应的临床证候，而且又各有不同的证候特点。根据脏腑病机进行辨证，是本书中的主要精神，即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方法。
这一基本论点，又从本书脉法中体现出来。因为脉象的变化，同样是内脏病理变化所反应的一部分，所以本书往往用几种脉象合并起来以解释病机，有时还据脉象以指导治疗，判断预后。这种脉法，是有其实践意义的。这是本书脉学中的主要特点。
《伤寒论》自序里说：“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……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”，可知两书原为一体，但伤寒主要是以六经病机进行证候分类，杂病主要是以脏腑病机指导辨证。由于伤寒是感邪为患，故变化较多；内伤则是本脏自病，故传变较少。因此，治伤寒是以祛邪为主，去邪亦即安正；治内伤则以扶正为主，扶正亦即祛邪。虽然如此，但就脏腑病机来说，伤寒与杂病有时亦有相同之处，如病在阳明（胃）者，多属实热证；病在太阴（脾）者，多属虚证寒证。例如本书的《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篇》、《黄疸病脉证治篇》所论述的病机，与《伤寒论》的《阳明篇》、《太阴篇》有很多共同之处，其治疗方法与方剂，也可以相互使用的。如将两书结合研究，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本书对杂病的治疗方法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即(1)根据人体内脏之间的整体性，提出治疗未病的脏腑，以预防病势的发展；(2)根据治病求本的精神，重视人体正气，因为人体抗病能力悉赖正气，正气虚损，药物就较难为力，故本书对于慢性衰弱疾病，注意观察脾肾两脏功能是否衰退。因为脾胃是营养之源，肾是先天之本，内伤病至后期，往往会出现脾肾虚损症状，脾肾虚损，更会影响其他脏腑，促使病情恶化，故补脾补肾，是治疗内伤疾患的治本之法。但同时也未尝忽视祛邪的一面，不过在祛邪时还是照顾正气，故本书对于用峻剂逐邪是极为慎重的，一般多从小量开始，以后逐渐增加，如用桂枝茯苓丸以行瘀化症，或用大乌头煎以驱寒止痛时，皆在方后注明“不知稍增”或“不可一日再服”等语，都是避免因逐邪而损伤正气，以致病未去而正气已伤，治疗就比较困难，这是治疗杂病的关键问题。
本书对方剂的运用，往往是一方治疗多病。举例来说，如葶苈大枣泻肺汤，既用于痰饮，又用于肺痈；越婢汤本用于水气，如加半夏（越婢加半夏汤）则用于肺胀。同时一病又可以用数方，如枳实薤白桂枝汤与人参汤同治胸痹；大小青龙同治溢饮等等。这充分体现了“异病同治”和“同病异治”的精神。至于药物的配伍问题，本书亦有独到之处，如麻黄与石膏同用，以治风水水肿或哮喘；附子与白术合用以治风湿痛。按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对附子的用法是：如用以回阳的则生用，且须配以干姜，多用于伤寒少阴病的亡阳证；如用以止痛的多炮用，不须伍以干姜，故本书中附子多为炮用。至于发作性的疝痛，则用乌头，因为乌头止痛作用较附子为强，但须与白蜜同用，既能缓和乌头的毒性，且可延长疗效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本书作者总结前人经验，再通过自己实践，用以启迪后人的。
最后，关于本书的写作方法，从全书来看，作者在其所列举的四十多种疾病中，对于常见或比较复杂的疾病，一般是专篇论述，如水气、痰饮、黄疸等。在这些篇中，除重点论述本证外，还涉及与本证有关的证候，故范围较为广泛。如《水气病脉证治篇》，古人认为水可化气，气亦可以化水；又认为水、气、血三者在生理或病理上，都有一定的关系，故在论述水气之后，还谈到气分病和血分病。又如《痰饮咳嗽篇》，因为水与饮同类，故在论述饮病的同时，又谈到属于一时性停水的证候和治法。至于《黄疸病脉证治篇》除重点论述湿热黄疸外，还涉及虚黄。可知本书中凡一病成篇者，内容多较广泛。如为多病成篇者，在一病之中，往往是详于特殊，略于一般，对于人所易知的证候或治法，每多从略；对于人易忽略的证候和治法，则不厌求详地加以阐述。如痉病之由于外邪，治法之发汗攻下；湿病的详于外湿；以及虚劳病重视阴阳两虚的证候等，皆说明这一问题。又如本书各篇中，有时用许多条文解决一个问题；相反，有时以一条条文说明许多问题。此外，对于病因或病机相似的疾病，在谈到治法时，或详于此，或略于彼。如水气与痰饮，两者病因是同源异流的，因此，在论述痰饮时，很为具体；在论述水气时，只提出发汗方法，至于逐水方法，则略而不谈，其实有关逐水方剂，可以在《痰饮咳嗽篇》中去探求。所有这些，皆是在研究本书时所应注意的问题。陈修园曾这样说：“全篇以此病例彼病，为启悟之捷法”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总之，本书作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根据脏腑经络学说，运用朴素的表达方法，对于每一病种的理法方药都有详略不同的论述，为祖国医学奠定了治疗杂病的基础。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不可能使这部著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；更因年代久远，辗转传抄，错误脱简在所难免。因此，学习本书时，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现有水平加以继承发扬，对目前难以理解的问题，可以阙疑，不必强加解释，以免有失原义，所以对于本书的最后三篇杂疗方和食物禁忌，本讲义也删去不载。
这本讲义的编写，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对于教学要求，尚有相当距离，恳切希望读者根据教学和临床实践，提出修改意见，使这本讲义得到不断修改提高，更能适合临床需要和教学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