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药之讨论
中国医学，晦盲否塞。近顷种种曲说，不足餍①[注：餍（yàn）：满足。]人听闻，遂群以为无多价值。若中国药物，则群众公认为有效者也。半夏止呕，首乌补益，腾誉欧土。近日西医方努力研究中药，而中医反蹈常习故，毫无建树，此亦吾医界所当注意者也。然药物之研究，循五行旧说，固无有是处。即用理化，亦未便能窥测奥理。吾观西医所谓特效药，其试验之方法，大都借重动物及考验微菌。例如血清为喉证特效药，其发明此特效药之途径，为先知喉证之病源为一种微菌，又知动物躯体有抵抗病毒之本能，然后推想喉证菌在血液中，抵抗病毒之质素亦必在血液中。既有以上之理想，然后以此菌种之动物之身。逾若干时，取此动物之血液，与所培养之喉菌混合，于显微镜中观此微菌之状态。
若微菌遇此血液，失其自由发展之能力而慴①[注：恐惧，使摄服]伏不动，是为凝集反应。凝集反应者，微菌受制于血清之证据也。所谓血清者，即血上层之清液。既经以上之试验，然后用所采得之血清，注射于病喉者之身，则猖獗可怖之喉证，得此血清后，竟渐渐减退，不过五六日间，即已霍然。于是乃得一定例曰：血清者，治喉证之特效药也。余固未治西医，所言是否真确，是否无遗漏，未敢自信，但大分不甚相远。准此以谈，则理化或未足以测知药之效用。吾言至此，乃连类而及一种极奇而极不明了其理由之事实，为外国医学博士所不知，而我国喉证大家所未尝梦见者，今不避繁冗，详悉言之，并略及鄙人之理想，以资探讨。或者竟因此而于外国微菌学说有所补益，于我国医学有所发明，亦未可知。凡事作始也简，将毕也钜。欧洲十九世纪之科学，极光辉灿烂之观。而其太初第一步，乃始于苹果落地。从苹果落地而明力学，因明天文，因明地质。声光电化各种，实导源于此。以此为例，今吾所言者虽甚细微，安知将来医学不从此改观也。
先是儿子阿通，十三岁，读书于尚公小学。年终开运动会，仅着单层体操衣，终日仅食冷馒头肉馅者三枚，既冻且馁。归则嚷饿，狂啖猪油拌面一大碗，即卧。翌晨，发热，无汗，恶寒而喉痛，其喉有白腐，而外面颈皮略肿。此事在十二年前，尔时余于医学尚属门外汉，略略涉猎时方而已。因嘱家人偕至马逢伯处，马为刺喉间令血出，更为开方，又予白药一包。其方已不记忆，惟忆有山豆根，此物气味极恶劣。余思此殆涌吐剂，白药粉则大约是石膏，然猜测而已，无从知也。服药后，喉痛愈剧。越宿，全喉皆白腐。当即延西医陆君，陆谓病奇重，当即注射血清。并云：此病最易传染，非送医院不可，否则危及一方居民。于是送某医院，在院每日皆注射血清。然热迄不退，弛张颇甚。至十一日而见疹点，即西人所谓猩红热，更六日而殁。某医院治喉证，极有名誉。然证之西籍，喉证之为病，愈者本只得百之四十五耳。嗣是余颇奋志治医。两年后，于伤寒之理论小有领会处。犹忆民国三年元旦，无所事事，偶念盍①[注：何不。]于此时一研求喉证治法。坊本《陈修园四十八种》②[注：《陈修园四十八种》：包括陈修园的《灵素节要浅注》12卷、《金匮要略浅注》10卷、《金匮方歌括》6卷、《伤寒论浅注》6卷、《长沙方歌括》6卷、《医学实在易》8卷、《医学从众录》8卷、《女科要旨》4卷、《神农本草经读》4卷、《医学三字经》4卷、《时方妙用》4卷、《时方歌括》2卷、《景岳新方砭》4卷、《伤寒真方歌括》6卷、《伤寒医诀串解》6卷、《十药神书注解》1卷、《急救异痧奇方》1卷，王士雄的《霍乱论》2卷、《绞肠痧证》、《吊脚痧证》，杜本增订的《伤寒舌诊》，耐修子的《白喉治法忌表扶微》1卷，曹心怡的《喉痧正的》1卷，张子培的《春温三字诀》，唐宗海的《痢症三字诀》1卷，薛雪的《湿热条辨》1卷，寄瓢子的《温热赘言》1卷，韩善征的《疟疾论》3卷，亟斋居士的《达生编》1卷，文晟的《妇科杂症》，邱嬉的《引痘略》1卷，何其伟的《救迷良方》1卷，范培兰的《太乙神针方》1卷，庄一夔的《福幼编》1卷，徐大椿的《本草经百种录注解》1卷，黄钰的《平辨脉法歌诀》1卷、《本经便读》1卷、《名医别录》1卷，朱震亨的《局方发挥》，王好古的《医垒元戎》1卷，程芝田的《医法心传》1卷，张镜的《刺疗捷法》1卷，不著撰人的《经验百病内外方》1卷、《眼科捷径》1卷、《咽喉脉证通论》1卷、《急救喉诊要法》1卷、《增补食物秘书》1卷、《古今医论》1卷。]中有《白喉忌表》一书，所言极无理，乃托之乱笔。阅竟，极不以为然，援笔作书后可千余言，大略谓此书背《伤寒论》理论，不可为训。其翌日午夜，小女毛头才六岁，呼喉痛。视之，一边有白腐如花生仁大，其证状发热恶寒、无汗。余以评《白喉忌表》时，即认定此种证状，等于伤寒太阳病。惟此病传变，始终不离咽喉，且舌绛口渴，是温热证状。其脉类洪数，大都无汗。于初起时得汗，则喉痛立瘥减，此表闭阳郁之证也。今不问其喉烂与否，仅解其表，而清其热，在法当瘥。其时已夜三钟，不及买药，姑俟明日。乃晨六钟视之，喉间白腐两边均有，其面积较三钟前增加一倍。病毒进行之迅速，良为可惊，即以麻杏石甘汤予服。而内子①[注：妻子的通称。古代称卿大夫的嫡妻为内子。后也用于一般人称妻，既可称人之妻，也可称己之妻，今已专用称己妻。]见报端广告有某药房保喉药片，急足往购，每半钟含药一片。向午汗出，傍晚热退，喉间白腐面积缩小，作黄色微带绿，其不腐处则作殷红色，痛则大瘥，是夜得安寐，翌晨霍然。余深信麻杏石甘汤之中肯，而内子颂保喉药片之功德不置。讵女儿才瘥，十二岁之儿子复病，病状尽同。余已有把握，不复惊惶。然颇欲知保喉药片与麻杏石甘功效孰胜，因勿予药，专服保喉药片。越三钟视之，白腐仍增大，惟不如不服药片者之速，痛亦不甚剧，而壮热无汗则略不瘥减。更进保喉药片，胸闷泛恶，不能受矣。内子惶急，促余予药。余曰，君谓药片佳，故余欲一观其成绩也。内子怒余以目，谓此何等事，乃作隔岸观火态度。余乃令摒保喉片弗服。更两钟，喉痛觉增剧，乃予麻杏石甘汤，喉遂不痛，越宿霍然愈矣。嗣是每值此证，予麻杏石甘，无不效者。余二十岁时，曾患此病。尔时在里中，服药不如法，濒危，亦发猩红热。叠服养阴药，经月始愈，其实幸而不死耳。苟初起时用麻杏石甘，太阳既解，必无以后种种危象。近来中医界知此者渐多，“白喉忌表”之谬说不足惑人，而喉证可怖之声浪亦一落千丈。其实凡病之一药可愈者，皆小病耳。以故宋·窦材谓仲景《伤寒论》只治小病，其言虽不必尽是，固非全无意识之谈。惟小病当知治法，苟不知而误治，则小病必为大病。前此遇喉证谈虎色变，则因不知治法耳。又西医对于此病，有“一度患此，终身免疫”之说。凡免疫者，此种微菌不能为患。曾有某博士系终身免疫者，将培养菌吞服多许，并不患喉证，仅得微泻即愈。此事甚确，余曾躬亲尝试。余自二十岁患喉证，至儿子病时已十三年，余与内子昼夜看护。内子亦于二十岁时病此，故内子竟不传染，余则传染，然极轻，喉间虽有白点，着衣被覆略暖，得微汗即瘥。今年八月间，邹君聿文患喉证延诊，其病极剧，热壮而口中臭气甚烈，喉间白腐满布。诊脉之顷，余觉遍身有异常感觉，且渐渐有恶寒意，心知是传染时光景。然颇欲知免疫者吞喉菌仅微泻之语真确与否，即亦不惧。视舌色时，且故意以鼻近其口，俾微菌吸入吾体。讵知其气味恶浊，不可向迩，斗觉胸中作呕，恶寒亦加甚。此时外间风甚大，诊毕且须冒风而归，心甚悔之。忽忽书方毕，迳归，谢绝其他各家之延诊者。抵寓后，令家人置消毒药水痰盂中，探喉而吐。以吐能去毒，且亦能得汗也。讵久久竟吐不出，惟略得汗，恶寒则止，于是避风取暖。约两钟许，胸脘不适处觉渐渐下移，已而腹中微攻动。可①[注：大约，约略]三分钟得大便两次，而精神爽慧。余素患便结，此次乃如服微泻药然，此可证免疫之说与免疫者喉菌不能为病仅微泻之语，信不诬也。今吾叙事实已毕，试系以理论。
就西国学说言之。喉证之病原为微菌，已无疑义。因凡患喉证者皆有同样之微菌，证一。将微菌种之动物之身而取其血清，此血清能使喉菌显凝集之反应，证二。且用此血清以治喉证，效果良佳，证三。故喉证之病源为微菌，已成铁案，不容有非难之词也。然而麻杏石甘汤能愈喉证，则为显明之事实。毕竟麻杏石甘何故能愈喉证，若云麻杏石甘或者能杀喉菌，此正不然。喉证血清能使喉证菌凝集，不能使伤寒菌凝集；伤寒血清能使伤寒菌凝集，不能使副伤寒菌凝集。菌之同异，当以凝集与否为断，形状其次焉者也。菌之凝集不同，血清之效用亦异，伤寒、喉证不能通用。至麻杏石甘本非治喉证之药，麻杏石甘汤之主要药只是麻黄，石膏已是副药，杏仁、甘草更是副中之副药。麻黄之作用为发汗，太阳病无汗者可用，有汗者不可用，不问伤寒或副伤寒或喉证。石膏之功用为清胃，在《伤寒论》阳郁烦躁者用为重要副药。惟麻黄有一紧要分际，即病在三阳未离太阳者可用。若太阳证已罢，即不适用。因麻黄为汗剂，太阳即罢，不当更发汗也（《伤寒论》本文“喘而汗出”用此汤，与大青龙禁例相矛盾，疑“喘而汗出”句有讹字。）。若病入三阴，则麻黄之不适用，更无待赘言（阴证有用麻黄者，仍是解表，如葳蕤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皆是。是即喜多村所谓“在表而实者为太阳，在表而虚者为少阴”，故序例有“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”之说。此非本篇所欲讨论之点，今姑置之。），如此而已。今将麻杏石甘愈喉证与喉证血清愈喉证，两两比较而讨论之，则有大问题发生，有不容忽视者。理由如下：
喉证血清愈喉证，因此血清能制喉证菌，因喉证之病源为喉证菌之故。据商务出版之《内科全书》，以比令Behring氏血清为喉证特效药，惟宜用于发病初期，若毒素分布全身之后，则效力减少。麻杏石甘愈喉证，以麻杏石甘汤能发汗之故（喉证之初，恶寒战栗，体温升高达三十九度，咽头疼痛，西人谓之前驱证。）。因发汗则热不郁，喉疼即瘥减，且喉头已腐烂者，不发汗则腐烂之面积渐渐扩大，发汗则腐烂之面积渐渐减少，以至于无。是喉之所以痛而且烂，执果溯因，不得谓非恶寒战栗之故。恶寒战栗，太阳证也。
然则喉证血清愈喉证，因血清能制喉证菌之故。麻杏石甘汤愈喉证，因麻黄能解太阳病之故。自西说言之，粟粒结核之前驱证，恶寒发热；黑死病之前驱证，恶寒发热；流行感冒、脊髓膜炎、丹毒等之最初一步，皆恶寒发热。是恶寒发热者，大多数急性传染病最初步之共同点。就中医言之，凡热病皆伤寒之类，凡热病皆由外之内，是太阳病者，乃广义的伤寒共有证。喉证之病源为微菌，微菌不减，喉证不愈。血清愈喉证乃因灭菌而愈，麻杏石甘愈喉证乃因太阳病解而愈。今谓病菌灭，太阳证虽不解亦愈，以无病毒，则太阳虽病，当在脉静不传之列，其理可通也。假使太阳解而病菌不灭，其病必不愈。若谓太阳既解，虽有病菌不足为害，其理不可通。今太阳解而病随愈，是必病菌因太阳之已解渐就消灭也。然则血清可以制微菌，解太阳亦可制微菌，于是吾敢下一定义曰：太阳既解，病菌即渐就消灭。抑犹不止此，病不同，微菌不同，所取得之血清不同，故伤寒与喉证血清不能通用。凡属急性传染病，其前驱证有恶寒发热者，即为有太阳证。既太阳病解，微菌不能为害。故凡有太阳证者，第①[注：只管]解其太阳证，而病无不愈，故麻黄能愈喉证，亦能愈伤寒（此是狭义的伤寒。）。故更得下一定义曰：太阳病既解，不论何种病菌，皆渐就消灭（惟前驱证有汗者，如结核病等，不在此例。）。太阳病解，不论何种病菌均归消灭，此何理乎？是即不知，不敢妄说，第吾观日本地震而有所领会。日本因建国火山脉之上，此次地震，仅三十秒钟，而横滨、东京同时为墟。其实地球未尝有变化，不过一小部分略略颤动耳。假使地球全体略略颤动，则地球上生物当无噍类①[注：能吃东西的动物，特指活着的人。]。以此为例，则人体之表解汗出，其变化甚于地球一部分震动，微菌之消灭也固宜。然此不过理想，若欲证明其所以然，恐非科学更进步不可。然即准此以谈，吾敢昌言对于西国已成铁案之学说，有所怀疑。毕竟先有微菌而后有太阳病乎？抑先有太阳病而后有微菌乎？微菌为病源，是否真确，不致倒因为果乎？如云以甲之病菌，种之乙身，乙即患同样之病，是菌为病源之说甚确。然动植物皆有人为的、天产的，假定种菌的喉证为人为的喉证，自然发生之喉证为感气化剧变而生之喉证，假使吾谓自然发生之喉证，先有太阳病而后有菌，故解太阳而菌灭，亦有说以反证吾说之非乎（西国有郁血疗法，《病理总论》循环系节有痹脱疽菌，因用人工郁血法，见其菌不活动而渐就消灭之说，是亦体气变更，微菌消灭之一证据。又炎症是否由于微菌，西方学者现方聚讼，亦见该书“炎证”节下。）？
上节所言，本为第三卷中材料。因证明药物试验之难，连类及之，遂致自乱吾例。今吾当承上文而言伤寒用药。试验药物如西人之精密，犹且不能无疑义，则如我国科学不完备，治医者之无常识，将若何而后可乎？一孔之见，以为解决此事，非从《伤寒论》着手不可。伤寒一百十三方，为药共八十七味，河间刘守真所取用者仅四十一味，此可谓简之又简。盖第一步必如此简单，然后可以尽研究之能事。其理由如下：（一）凡习用之药，正面之成效与反面之坏处，习医稍久者咸能知之。（二）从各家著作及医案参互考证。凡习用之药，其用法类视不习用者，较为详确。（三）流行感冒无岁无之，若河间所用之四十一味，黄、附、姜、桂且不在其列。苟患三数次热病，即有遍尝之机会。药物去病，入腹之后若何状况，惟自服者知之最谌①[注：谌（shěn）：熟悉，详知。]。以自服之感觉，证古人之方案，则亲切有味，迥异空谈。须知河间之医，虽不无可议，然确系仲景一派，迥异于其他魔道，此则吾人所当公认者。故吾以为研究药物之初步，莫妙于从此四十一味入手，即详知此常用药之功效与其反面之流弊。其第二步，当注意药之调节。例如甘草一味，其性平和，随方皆可加入。近日论者以为此味不过等于西医之矫正药、滑粘药、调味药，岂知其作用正不止此。此事说明，颇非易事，试为解释如下：
《伤寒杂论》云：《经》谓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；火淫于内，治以苦寒。调胃承气君大黄之苦寒，臣芒硝之咸寒，更佐甘草之缓，调停于大黄、芒硝之间。又少温服之，使其力不峻，则不能速下，而肠中自和。此说虽异于西国调味药，实颇近似矫正药。然究其实际，迥然不同。就调胃承气观之，或仅就三承气比较，均不足以明甘草之作用，是非证之积聚病不可。积聚之病名，详于《灵枢》“五变篇”及“百病始生篇”。《金匮》亦言：积为脏病，聚为腑病。《灵枢》言病源极繁复，不易明了。《难经·五十六难》较详，然复杂更甚。后世医案，此病不甚见。近日医家识此病者，殆亦不多。以我推勘所得，于《灵枢》奥旨既无背，于西国解剖亦甚合，而病则易识，可以于临床时指下无疑，不致误入歧途。惟尚恨所言不能详悉，我不敢自秘，亦不欲自文，言有未尽。愿后之学者继起研究，至于穷源竟委，亦医学中一大快事也。
《灵枢·五变篇》之言积聚，专指肠胃。《百病始生篇》则否，《金匮》之腑病当亦指肠胃。肠胃中有积聚，实即西医所谓胃病之一种。病虽属消化系，其原因实不仅因饱食。以我之经验体会而得者，此病之来源有三种：其一，用脑过当；其二，神经过敏；其三，吸鸦片。请一一分疏之。凡用脑则血聚于脑，用之过当则胃善饥，善饥则食不以时，且非时之需自莫便于茶食，过甜则胃酸失其效力，油与面合，则不易消化。前者未消，后者继至，则胃为之撑大，而消化力乃益薄弱，于是有胃呆、满闷、便闭诸病。见其胃呆、满闷、便闭而乞灵于泻药，得畅便则觉瘥，然此非推陈致新自然之体功。所谓自然之体功者，食物腐①[注：《药盒医学丛书》本作“消”。]化之后，由胃入肠一路吸收其精华，以营养四肢百体；同时即将糟粕下逼，使之排泄体外。今以泻药下之，则胃壁、肠壁既无从吸收食物之精华，而糟粕之下降由于药力，亦非肠胃自然工作。于是有一部分为泻药所驱逐，必有一部分遗留于回肠屈曲之处。当得畅便之后，胃中骤空，则非更以食物填补不可。而用脑不已，饥饿愈甚，食物愈多，停积亦愈剧，而泻药之需用亦愈殷。于是转泻转填，转填转积，久而久之，遂成积聚。《灵枢》云：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，皮肤薄而不泽，肉不坚而淖泽。如此则肠胃恶，恶则邪气留止，积聚乃伤。脾胃之间，寒温不次，邪气稍至，蓄积留止，大聚乃起。所谓“皮肤薄而不泽，肉不坚而淖泽”，即食入胃后，不能悉化，以药下之，故肠壁不能吸收滋膏。所谓“脾胃之间，寒温不次”者，凡胃热然后知饥，凡胃寒然后消化不良，今知饥而复消化不良，故曰“寒温不次”。观《伤寒论》中救逆诸法，救误下者居其泰半。巴豆、甘遂皆为古时医师常用之药，即此可窥见古代医师用泻药之风气甚盛也。故《素问》曰：大积大聚，衰其大半而止，过者死。《素问》之意，固不患人不用泻，而惟患其泻之过当，尤可见古医喜用泻药。第古书均未言积聚因用泻药而起，则因尚有远因在泻之前耳。间尝思之，今日成此病之因缘，较前此为多，而上海尤甚。所以然之故，生计愈难，竞争愈烈，则用脑愈剧，食物备则尤易不节。而中西泻药且大登广告，报纸已无隙地也。神经过敏者，与用脑过当不同。用脑过当者，多属于文人；而神经过敏，则由于环境之压迫，即通常所谓肝气。肝气者，非肝病，乃神经病也，不过非癫痫之谓。忧愁忧思，则延髓神经常紧张而不弛，神经末梢通于动脉之管壁，故多郁者其脉弦。胃之弛张蠕动，亦神经为之，故多郁者往往善饥而不能食。在伤寒谓之厥阴，在杂病谓之肝乘脾。惟其甚饥，虽不能食尝强食以自慰，则必感消化不良，为反胃、胃痛诸病。凡若此者，胃肠不能吸收充分之营养，恒苦精神疲乏，而大便燥结。若亦乞灵于泻药，则其结果与用脑过度者略同。若吸鸦片者，则因烟力神经兴奋，胃则善饥，故吸烟者恒喜甜食。及瘾稍深遂成习惯，每与茶食糖果种种不易消化之物为缘，而又常偃卧不运动，则其为积尤甚于以上二者。其结果亦不能不乞灵于泻药，则泻者自泻，积者自积，而积聚之病以成。凡有此病者，其脉必沉。此吾所谓病在里，则沉脉应之也。其人多瘠而面有痤瘠，即《灵枢》所谓“皮肤薄而不泽”。其舌苔必不匀，或一边有一边无，或满舌如常人而有苔一块不化。病浅者偶见之，病深者无时不见，而吸鸦片者尤显。吸鸦片之舌，常中心或根际一块光滑，初步如小豆，继而圆如小银币，余处之苔如积垢。凡具以上见证者，可直断其人有积聚病，百不爽一。所谓能合色脉，可以万全。古人望色知病，皆以此也。浅者为之，用骑墙语刺探俗所谓江湖术品斯下矣。积聚病治法当攻下。《内经》仅言“大积大聚可犯，衰其半而止”，未言若何攻法。惟《千金》常言“大风”，而积聚之治法，类用风药。孙真人论病，凡积久者，泰半皆以风为主，用药亦多毒虫。故余有杜撰名词，凡舌苔不匀、大便不爽，如上文所云者，名之曰“风积”。因此病用他药攻之，所下之粪色黄，且病者总觉大便不能畅快，即用燕医生补丸，虽得大泻特泻，所下之粪，总属黄色。且病者于泻后依然自觉腹有余积。惟用风药，则所下之粪色黑，且胶粘奇臭。经三数次攻下，嗣后遂继续自下黑粪，而胃纳日增，精神日见爽慧。故同是攻下，病不同则药不同。且攻药苟不对病，虽泻而积不去，即可知误攻之无益而有损。余因此悟得凡当用大柴胡者，不得用三承气；当用调胃承气者，不得用大小承气。攻之不及，积固不下；攻之太峻，则反不能尽下，此亦物理之易知者。是调胃承气中甘草一味，不仅为缓和硝、黄而设，可以心知其故矣。
其次，最多用者莫如人参。伤寒一百十三方，用参者凡二十二，而皆不为主药。非如独参汤、六君子之意在补益，人参之功用在补益，既意不在补益，又何故用之？吾乡邹氏所著《本经疏证》①[注：清代邹澍撰。12卷。附《本草续疏》6卷、《本经序疏要》8卷。刊于1832年。本书以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等书医方中药物配伍的理论来注疏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从而注释并论证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载药物的功治。其中《疏证》载药物173种，《续疏》载药142种，共315种。而《本经序疏要》系将《神农本草经》等书中的“序例”文字，参照古医方的具体应用，以注解、说明的方式编写而成。]一书，言之最详，亦最有价值。因《疏证》所言者，纯用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两书之方参互印证，不下一武断语，亦不参以臆度，实为自来说药物者比较真确之书。其用五行阴阳说药之处，固未可拘泥，要之瑜可掩瑕。至余之所得，多半由于实验。虽不如《疏证》用力之勤，而实无背经旨，且亦简明易从也。余今为赅括之词曰：人参者，助药力者也。凡猛悍之药，走而不守，一发无余。欲其行稍缓，留稍久，与病相得，则用人参。用人参能令诸药行缓留久，而不减其功用，故曰增药力。是故无论汗、下、温、清、和，皆可用人参。惟有禁例，表不解者不可用人参。故小柴胡汤下云：若外有微热，则去人参。以故在《伤寒论》中无人参与麻黄同用者。有湿者，不可用人参，故又云：渴者，去半夏加人参半倍。病在下焦者，不可用人参，理中丸条加减法云腹痛者，加人参。
者，理中焦。若少腹痛则不加人参矣。邪实正实者，不可用人参，故白虎证腹满、身重、口不仁、面垢不用人参。用参虽意不在补，然毕竟是补药，若病为邪实正实，则无犯实实之禁也。凡病在上焦则用之，欲药直达下焦则去之，故知人参能留药。因此可以推知诸柴胡证之用参，即桂枝证欲令蒸蒸发汗之意（桂枝、柴葛同是解肌，柴胡亦发汗，不过较缓，故曰和剂。“和”字勿泥。）。诸泻心汤之用参，即白虎加人参之意。诸附子干姜与参并用，即小建中用饴糖之意。如此则当去、当加自有标准。若恣意用参，或畏参如虎，茫无理由者，皆不足为训也。此调节之说也。
本论又有当阙疑者，如十枣汤之甘遂、芫花、大戟，大陷胸之硝、黄、甘遂，抵当汤之虻虫、水蛭是也。十枣汤条，诸注家因方中芫花、大戟，皆以水饮为言。然本文“其人絷絷汗出”以下七句，实未见有必用如此峻下之证据。仲景于大承气汤之用法，先之以小承气转矢气者然后攻之，所以慎峻药也。今十枣、陷胸均十倍猛烈于大承气，而证据简单如此。十枣汤证谓是水邪并结之最剧证，仅注家如此说耳。本文之“心下痞硬满，引胁下痛”一语，不足当十枣汤之主证，是必有阙文。至于陷胸，其力量不亚于十枣，而结胸之病证即因误下而来。先前下之既误，奈何更从而大下特下，是非救逆，且益之逆矣，是必有讹误，不可从，甚为明显。其次，两方之分量亦一疑点，十枣汤云：甘遂、芫花、大戟等分，以水一升半，大枣肥者十枚。先煮取八分，纳药末。强人服一钱匕，赢者半之。陶氏云：等分为诸药斤两多少皆同。先视病之大小轻重所须，以意裁之。是水与枣皆有定，而甘遂、芫花、大戟反无定也，不可通（章太炎先生云：按十枣汤方下云：上三味等分，各别捣为散，以水一升半，先煮大枣肥者十枚，取八合，去滓，纳药末。强人服一钱匕，赢人服半钱匙。半钱即是甘遂、芫花、大戟总定量，三味等分，即是甘遂、芫花、大戟分定量。）。若以大陷胸汤为例，甘遂为一钱匙，芫花、大戟亦为一钱匙耶？甘遂重，芫花轻，自不当统以钱匙计。且十枣汤注家均谓病既急，药不嫌其峻，但何故用此三味，则遍考各家不得其说。而《伤寒论》本文所列之证据，亦与大陷胸、瓜蒂散大同小异，何故必用此峻药，亦从无为之说者。且大陷胸汤用甘遂一钱匙（影宋《千金翼》及赵开美原刻本均同。），尤不可从。药量，徐灵胎、陆九芝均有考，刘守真、许叔微均有说，而各家微有不同。今据东瀛影宋本《千金方》，一钱匙者，用五铢钱抄药末，令不落为度。一钱字者，用五铢钱一边抄药末令药掩五字，亦以不落为度（章太炎先生云：按五铢钱抄之不落，其剂甚轻，今当验之而后定其轻重。）。吾今试以《千金》耆婆丸一为映证，则知甘遂用一钱匙当存疑矣。《千金》耆婆丸药共三十味，甘遂居其一。每药各一分，甘遂得三十分之一。全料共三钱，合丸九十粒，每粒大如豆，约得三厘强，甘遂居三十分之一，才得一毫强耳（章太炎先生云：按《千金方》十黍为一铢，六铢为一分，四分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。是所谓一分者，即一两四分之一也。若以一钱十分之一为一分者，起于宋时耳。）。凡患积聚病者，与耆婆丸三粒，即得畅便，胶粘宿积尽下。《千金》服耆婆丸法云：一日攻之，二日补之。倘六粒作一次服，则病者将不任受。而审察三十味药，攻下之品仅甘遂一味，则甘遂之力量何如，概可知矣。此为余所躬亲试验，以之治自己，亦以治他人，最为可信者。若甘遂用一钱匙，此物本重一钱匙得二分余。即云，一钱匙，为一钱字之讹，亦得一分弱。重于耆婆丸三粒者且百倍，此非一绝可注意之事欤。丹溪治疟曾用三花神佑丸。按三花神佑丸即本方加牵牛、大黄、轻粉，每服不过痧药大三粒，并可证此药不能多服。丹溪又有文懿一案，中脘食积痰饮，用甘遂一钱入猪腰中煨食，连泄七次，病遂瘥减。此则或者病重，或者非一次服食，未许贸然效颦。至大陷胸汤条下云：先煮大黄，以水六升，煮取二升，去渣。纳芒硝，煮一两沸。纳甘遂末，温服一升。则分量尤重，尤为可疑（章太炎先生云：以《千金》丸剂比较大论汤剂，似有可凭。然此诸汤剂，《千金》亦尽录之，则不能以丸剂之力生疑也。）。总之，鄙意以为甘遂只宜合丸，不适用于汤药。抵当汤之虻虫、水蛭亦然。《千金》九江散用虻虫四十枚、水蛭一百条，其余各药约四十余味，合丸如绿豆大，以治风病良效。然日服一丸良佳，渐加至两丸，即感不适，至三丸则心荡，稍久须发尽白。今抵当汤用虻、水蛭各三十枚，煎汤去渣服三分之一。虽曰“有病则病当之”，其敢漫然尝试乎！病者之于药未达不尝，医生之于方，尤当未达勿用。然此为一孔之见，世有学识经验并富之人，于此三方曾有经验，知其服后作何状况，详细公布，则研究之一助也。
吾言研究药品当自服，读者疑吾言乎？无论中国无科学，理化均所不备，即西医苟不能备尝各药，亦终不成为良医。微菌于免疫者是否不能为害，必有待于吞服。若仅凭理论，总不能莫逆于心，是其证也（章太炎先生云：按药物疗病，大抵起于单方。盖草昧之时，未有医术。偶患何病而偶服一草得愈，遂传之他人，历试不爽，遂著为《本草》。即唐宋以来，增附药品，亦是医家自知其效，必有单方在前耳。今西药中金鸡纳，即彼中患疟者所自求也。）。又自古为大医者，无不由大病中得来，孙思邈、庞安常皆是。故曰：多病知医。《千金》屡言身有恶疾者，恒得遇仙。由今思之，何者为仙，不过多食常人所不食之物，因而知人所不知，能人所不能。古代多神话，遂相与哗然以为遇仙耳。凡人有奇疾，举世所不能治，如此者，无有不究心医学以冀自疗。夫有奇疾而究心医学，其病必为慢性。倘婴①[注：受]奇疾而不加以治疗，则始终为一种病，不必有何种异征。惟今日药之，明日药之，积年累月，则体功必呈绝大之变化。或旧病未除而添新病，或病根既动而元气骤虚，或治身之上半而流弊在下，或治肠胃内部而反应在外。假使其人自疗，二十年不死，病即不愈。其所经历，迥非读死书者所能梦见其万一，此为自古产生大医惟一之途径，丝毫无疑义者也。夫良医之成必由此途径，其事由于自然之机会，非可强人相遵从。此后中医改良，借助于科学，试验于动物，自当事半功倍。前此医之真良者必旷代一遇之，嗣后尽人可为良医，不必如古昔之艰难。然医之事业与他种不同，凡具有决心为良医之人，必当有先入地狱之气魄。则吾谓凡药当先自服食，亦未为失言也。凡研究药物，当从《伤寒论》方药入手，其次《金匮》，其次《千金》。不由此道，纵记忆千万验方，徒增魔障。丹溪、东垣专以滋补为能，其所用药物泰半皆《本经》上品，与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、《千金》迥然不同。在朱、李自身，或不失为良医，然后人仅能师其短处，中国医学实由此衰落。至于叶天士以后②[注：“《药盒医学丛书》本”作“之后”]，无理取闹，更无费吾笔墨之价值矣。魔障重重，如蚁旋磨，如眼前现象。假使长此终古，医学将何自改良？中医而不改良，亦终无自存之希望也已。